持之以恒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确保粮食、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可靠安全和防范金融风险还须解决许多重大问题，今后必须加大工作力度。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都将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列为经济工作重点加以部署，强调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我们要立足“两个大局”，深刻认识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重要战略意义，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特别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深入推进金融领域改革，实施金融安全战略，持之以恒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不断提高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一、深刻认识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战略性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必须充分认识金融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切实把维护金融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扎扎实实把金融工作做好。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的三方面重要战略意义。一是从经济体系看，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关乎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贯穿经济的方方面面，只有持之以恒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保持金融体系健康、稳定和安全，才能促进科技、产业和金融的良性循环，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优质金融服务，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强有力的金融力量。二是从治国理政看，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关乎社会政治稳定。金融具有动员储蓄的功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直接关系最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近年来，一些面向大众的金融创新产品采用过于复杂的交易结构和产品设计掩盖并转移内在风险，一些违法金融活动和金融腐败案件直接侵害人民群众和国家利益，只有做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这门必修课，守护好广大人民群众的钱袋子，才能切实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三是从大国竞争看，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一些国家妄图利用手中的货币霸权和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非对称性优势，对其他国家发展进行打压遏制。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已经提出实施金融安全战略，我们只有发扬斗争精神，牢牢把握战略主动，才能切实抵御住各类外部冲击，维护国家金融主权和发展利益，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保驾护航。 纵观全球近现代史，重大金融风险对国家兴衰的影响巨大。新中国成立初期，物价飞涨是我们党面临的重大经济金融风险，稳定物价就是稳定人心，也是保卫红色政权。据史料记载，在当时的上海，敌特分子和一些投机商人趁人民币尚未建立信誉之机，利用手中囤积的大量银元、外币等进行投机交易，疯狂打压人民币，在金融市场刮起黑色“龙卷风”。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党在短时间内调整策略，迅速打赢了“银元之战”和之后的“米棉之战”，成功抑制了投机、平抑了物价，保卫了红色政权，毛泽东评价其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然而，从全球看，未能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给国家发展带来巨大危害的案例则数不胜数。从20世纪80年代拉美主权债务危机，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再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历史已多次揭示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巨大破坏力。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印尼、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四国因经济高速增长被称为亚洲四小虎，但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本币大幅贬值，银行坏账剧增，资本大量外逃，房地产和资产泡沫破裂，多年积累的国民财富顷刻间灰飞烟灭，经济停滞。有学者测算认为，亚洲金融危机使得泰国经济倒退了10年。 二、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重要论述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工作。2017年4月，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时对金融安全的重要性、我国金融安全形势和维护金融安全的重点任务等进行了系统深入论述；2017年7月，在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将防控金融风险列为金融工作的三大任务之一；2017年10月，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三大攻坚战”，将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作为重点任务进行部署；2019年2月，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2022年10月，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重要论述精神，为我们维护金融稳定与安全提供了根本指南。 一是服务实体经济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不管是管好货币信贷总闸门，还是金融机构、资本市场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都要锚定实体经济、紧扣实体经济和服务实体经济，绝不能“就货币谈货币、就金融谈金融”，否则就会导致金融秩序紊乱、物价和资产价格失控，产生各类“脱实向虚”金融风险。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均要以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目标，在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强国等方面积极投放金融资源，积极参与科技创新新型举国体制，在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方面发挥好资本引领作用，实现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不断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 二是优化金融体系治理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推动构建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健全金融法治等优化金融体系治理举措，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抓住了“牛鼻子”。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是优化金融体系治理的首要任务，要坚持以强化公司治理为核心，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促进中小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建立有效的治理制衡机制，加强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履职行为监督，完善激励约束机制，落实金融机构及股东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方面的主体责任，全面细化和完善内控体系，强化外部监督和增强市场约束。构建现代金融监管框架是优化金融体系治理的关键举措，要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把好金融机构准入关，优化中央金融监管部门之间以及央地之间的金融监管权责配置，确保监管无死角，构建权责一致的风险处置机制。金融法治建设是优化金融体系治理的基础性工作，要紧跟金融业改革发展步伐，及时制修订相关金融法律，及时清理废止不符合法律法规政策的规章、规范性文件，严格依法行政，优化执法工作机制，提升执法能力，提升金融司法服务保障水平，营造良好金融法治氛围，提升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三是落实“四早”要求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实践策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金融风险要科学防范，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要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四早”要求是实施主动性金融安全战略的重要要求，也是我国防范化解各类重大风险的成功经验。按照“四早”要求，金融监管部门要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强化金融监管的专业性统一性穿透性，加强信息共享和政策协调，未雨绸缪、密切监测、准确预判、有效防范，不忽视一个风险，不放过一个隐患。特别是，要明确金融风险处置的触发标准、程序机制、资金来源和法律责任，建立完整的金融风险处置体系。同时，要规避道德风险，从制度层面促进金融机构合规执业、稳慎发展，强化内控和合规体系建设，加强预警、主动作为，落实自救责任，制订并定期修订可行的恢复和处置计划，确保出现问题得到有序处理。 四是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最大政治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立足中国实际，走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党的领导是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根本要求，也是做好金融工作、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最大政治优势所在。要进一步强化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建立健全金融稳定和发展统筹协调机制，中央各相关部门和省级党委政府都要自觉服从、主动作为，确保金融改革发展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确保国家金融安全。我国绝大多数金融机构都是地方法人，必须进一步强化地方党委对金融机构党组织的领导，建立健全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负责的重大风险处置机制。中央金融管理部门要依照法定职责承担监管主体责任，派出机构要自觉服从地方党委政府领导，积极发挥专业优势和履行行业管理职责，共同推动建立科学高效的金融稳定保障体系。 三、持之以恒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金融改革发展稳定取得了重大成就，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效。总体看，当前我国金融风险趋于收敛、整体可控，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能力显著增强。但是，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经济金融环境发生深刻变化，金融体系内部风险隐患可能“水落石出”，金融发展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亟待解决，外部冲击风险明显增多，要求我们必须持之以恒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 一是把握好稳增长、稳杠杆和防风险的动态平衡。在前期打赢“三大攻坚战”的总体部署下，我国宏观杠杆率得到有效控制，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增强，防范风险工作取得积极成效，随着去杠杆工作告一段落，政策已经转向稳杠杆。但是，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我国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稳增长政策之下债务增长加速，经济增长放缓，我国宏观杠杆率出现提升势头。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2021年末我国宏观杠杆率达到272.5%，全部报告国家的杠杆率平均水平是264.4%，我国宏观杠杆率已经持续高于国际平均水平。分部门看，2021年我国住户部门、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的杠杆率分别高达72.2%、153.7%和46.6%，企业部门杠杆率在全球主要国家中处于最高水平。目前，市场对高杠杆率可能引发金融体系脆弱性具有较大共识，认为高杠杆可能带来一系列经济风险并最终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为此，必须稳妥把握好稳增长、稳杠杆和防风险之间的动态平衡，既要保持宏观杠杆率的总体稳定，为经济增长和市场活力创造条件，也要避免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要区分不同部门做好稳杠杆工作，对于住户部门要继续满足消费信贷和个人经营性贷款需求，合理引导住房类贷款；对于非金融企业部门则要将重点从规模转向效率，将更多的信贷资源配置到效率更高的企业及创新驱动行业，支持培育经济新动能；对于政府部门则要继续清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等投融资行为。 二是科学应对储蓄率的最新变化趋势。金融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将储蓄转变为投资。在过去金融抑制的情况下，高储蓄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价格低廉的资金，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支撑，形成了“高储蓄、高投资”特征。从数据看，2008年我国宏观储蓄率达到52.7%的历史高点，之后缓慢下降至2019年的43.8%，目前总体储蓄率仍然较高。很多专家判断，随着我国经济、产业、人口等发生结构性转变，未来我国宏观储蓄率还将进一步下降。据中国银行研究院测算，2025年我国宏观储蓄率将降至40.1%～42.1%之间，而此时我国的最优储蓄率在42%～46%之间，预期储蓄率将低于最优储蓄率。储蓄率的这种趋势性下降将对经济金融运行带来重要的结构性影响，直接影响资金供给，推高资金价格，制约资本形成增长。与此同时，受疫情等因素冲击，目前我国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大幅提高，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2022年我国居民存款增加17.8万亿，比上年多增近8万亿，创历史新高。为此，要加强对宏观储蓄率的动态监测，深入研判、科学应对，既要避免储蓄率过快下降，也要避免出现“超额储蓄”。 三是在发展中进一步化解金融机构风险。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具有不同所有制性质、不同规模的金融机构体系，包括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外资银行等。从资本充足率看，2022年三季度大型银行资本充足率为17.6%，股份行、城商行、农商行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3.5%、12.9%、12%，其中农商行近年来的资本充足率总体处于下降态势。从资产素质看，2022年三季度大型银行和股份行的不良率持续改善，城商行和农商行不良率依然较高，其中城商行是三季度唯一不良率上升的银行类别。基于这些关键指标，总体上大型国有金融机构的基础较为坚实，个别中小银行、农商行、信托公司等较为脆弱。下一步，要统筹处理好维护金融机构市场主体地位和承担重大战略性任务之间的关系，统筹处理好金融行业创新发展和维护金融稳定之间的关系，继续以积极的导向推动金融机构健康发展，让市场机制在强化金融机构审慎经营意识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完善政策，有效隔离产业资本和金融风险，继续探索深化城商行、农商行体制机制改革，引导金融机构找准定位，专注主业，加强公司治理，不断夯实金融健康发展的微观基础。 四是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在我国金融业态、风险诱因和形态、传导路径更加复杂，金融安全边界发生重大变化的形势下，必须完善党管金融的体制机制，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纳入监管，持续强化金融风险防控能力。要加快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完善货币政策体系，维护人民币币值稳定和经济增长，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要健全以“风险为本”的审慎监管框架，优化监管技术、方法和流程，充实政策工具箱，防范风险跨机构跨市场和跨国境传染。要加强功能监管和综合监管，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进行穿透式监管，加快金融监管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增强风险监测的前瞻性、穿透性和全面性。要营造打击金融犯罪的法治环境，织密金融法网，补齐制度短板，切实解决“牛栏关猫”问题，提高违法成本。要切实维护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监管协调和政策协同，依法合规压实不同监管责任方的风险处置责任，优化地方金融监管职权配置，引导各级政府切实按照中央决策部署处理好促进地方金融发展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关系。 五是有效防范化解各类外部冲击。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大背景下，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全球经济形势存在巨大不确定性。IMF预测认为，目前全球经济放缓程度比预期更为严重，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仅为2.7%，全球至少三分之一的国家将陷入经济衰退。特别是，美联储加息将持续产生“溢出效应”，迫使部分新兴经济体不得不跟随加息，导致资本外流、进口成本上升、本国货币贬值等破坏性影响，推升高负债新兴经济体出现大规模债务违约的可能性。除了上述宏观风险，随着中美大国博弈加剧，美国利用手中的美元霸权对我进行打压遏制的风险也在增大，如限制我国使用国际金融基础设施和服务，损害我国海外权益和资产安全，限制国际投资者参与我国发展等。鉴此，一方面，必须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决维护国内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着力补短板、强弱项、固底板，实施主动性的金融安全战略，切实维护人民币货币安全和国内金融体系稳定。另一方面，要统筹用好经济、外交等方面力量，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机制，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吸引外商、外资和外国优秀人才参与我国发展，共享中国发展红利，在开放发展中强化安全保障。（作者：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 黄卫挺，本文发表于《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3年第1期）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李强作重要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10月30日至31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 10月30日至31日，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习近平在重要讲话中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金融工作，分析金融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形势，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金融工作。李强对做好金融工作作了具体部署。 10月30日至31日，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新华社记者 燕雁 摄 会议强调，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完善金融体制，优化金融服务，防范化解风险，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金融系统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了重要贡献。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努力把握新时代金融发展规律，持续推进我国金融事业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奋力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强调必须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坚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这些实践成果、理论成果来之不易。同时要清醒看到，金融领域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有的还很突出，经济金融风险隐患仍然较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高，金融乱象和腐败问题屡禁不止，金融监管和治理能力薄弱。金融系统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胸怀“国之大者”，强化使命担当，下决心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以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会议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金融工作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以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金融队伍的纯洁性、专业性、战斗力为重要支撑，以全面加强监管、防范化解风险为重点，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不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不断开创新时代金融工作新局面。 会议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金融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要着力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切实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始终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性，更加注重做好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充实货币政策工具箱。优化资金供给结构，把更多金融资源用于促进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大力支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确保国家粮食和能源安全等。盘活被低效占用的金融资源，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要着力打造现代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疏通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优化融资结构，更好发挥资本市场枢纽功能，推动股票发行注册制走深走实，发展多元化股权融资，大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培育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促进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完善机构定位，支持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做优做强，当好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和维护金融稳定的压舱石，严格中小金融机构准入标准和监管要求，立足当地开展特色化经营，强化政策性金融机构职能定位，发挥保险业的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功能。强化市场规则，打造规则统一、监管协同的金融市场，促进长期资本形成。健全法人治理，完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拓宽银行资本金补充渠道，做好产融风险隔离。要着力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确保国家金融和经济安全。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吸引更多外资金融机构和长期资本来华展业兴业。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会议强调，要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切实提高金融监管有效性，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全面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严格执法、敢于亮剑，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及时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优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结构。促进金融与房地产良性循环，健全房地产企业主体监管制度和资金监管，完善房地产金融宏观审慎管理，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合理融资需求，因城施策用好政策工具箱，更好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加快保障性住房等“三大工程”建设，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维护金融市场稳健运行，规范金融市场发行和交易行为，合理引导预期，防范风险跨区域、跨市场、跨境传递共振。加强外汇市场管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要把握好权和责的关系，健全权责一致、激励约束相容的风险处置责任机制；把握好快和稳的关系，在稳定大局的前提下把握时度效，扎实稳妥化解风险，坚决惩治违法犯罪和腐败行为，严防道德风险；对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健全具有硬约束的金融风险早期纠正机制。 会议指出，加强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金融工作的根本保证。要完善党领导金融工作的体制机制，发挥好中央金融委员会的作用，做好统筹协调把关。发挥好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的作用，切实加强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发挥好地方党委金融委员会和金融工委的作用，落实属地责任。要坚持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标准，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金融干部人才队伍。要在金融系统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诚实守信、以义取利、稳健审慎、守正创新、依法合规。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及时推进金融重点领域和新兴领域立法，为金融业发展保驾护航。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科学回答了金融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金融问题的重要创新成果，为新时代新征程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学习领会、自觉贯彻落实。要完善金融宏观调控，准确把握货币信贷供需规律和新特点，加强货币供应总量和结构双重调节。加强优质金融服务，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服务好“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建设，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健全金融监管机制，建立健全监管责任落实和问责制度，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着力做好当前金融领域重点工作，加大政策实施和工作推进力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融资成本持续下降，活跃资本市场，更好支持扩大内需，促进稳外贸稳外资，加强对新科技、新赛道、新市场的金融支持，加快培育新动能新优势。 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特别是金融系统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全面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扎实做好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等重点工作，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抓好会议精神宣传贯彻，加强金融干部人才队伍建设，确保工作部署落实落地。 何立峰作总结讲话。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北京市、辽宁省、湖北省、四川省负责同志作交流发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 中央金融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中央管理的金融机构、部分企业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绕监管三大天坑：违规代持、结构化发债、理财定融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世易时移，安全第一啊！一年前我司招兼职研究顾问，有一位做财富管理的大咖来面试，他履历很漂亮，在金融机构稳步成长，做到总监级，之后被三方财富公司重薪礼聘，成为高管，但只呆了半年，就毅然离职了，还是裸辞。我们都觉得奇怪，就问为什么？他特别坦诚地回答：用了半年才熟悉公司业务，熟悉了业务，就不敢再干了，怕吃牢饭。如今HD家的事儿一出，忽然想起他来，还挺佩服的，这就是老子所说的“知止不殆”啊！其实金融圈的人违法乱纪特别容易，我不是说那些一门心思就要犯罪，主动玩老鼠仓，利益输送、行贿受贿的法外狂徒们，而是说那些勤勤恳恳工作，老老实实做人，根本没想过要违法违规的人，也特别容易就被环境裹挟着越过监管红线了，甚至很多人都越过去了，还没意识到危险。因为之前很多年，金融业就是这样，严法宽执行，各家机构多多少少都有点擦边。所谓“业务创新”，几乎都是奔着“绕监管”去的。有些小公司的核心业务就是绕监管业务。你身处其中，敢梗着脖子说，我不干这个！那你还能干啥？那就只有业绩垫底，KPI完不成，最终饭碗不保一条路了。这其中著名的绕监管三大天坑便是“违规代持”、“结构化发债”和“理财定融”。《债券投资违规案例集》01违规代持先说“违规代持”。这玩意儿自有银行间债市那年，估计就有了。流程是：A机构以协定的价格把债券卖给B机构，再签个合同约好买回的时间和价格。B做的事儿，本质上相当于借钱给A，收个利息，利息体现在债券两次交易的价差中。而A可实现的目标就多了：比如说“调节利润”。今年赚多了，通过低价卖出债券，把利润藏出去，来年市场不好，把债券低价接回来，业绩变得又漂亮又平稳。再比如“增加杠杆”。产品的杠杆已经打满了，但收益仍然满足不了客户需要或者完成不了公司给的业绩考核目标，那就通过代持在外面养一些债券，如果刚好赶上牛市，则盈利翻倍，如果不幸是熊市也不要紧，只要平均融资成本低于债券到期收益率，就在外面一直养到接近到期，一样是贡献正收益。再然后，还可以实现“搬家过桥”。若想持有一只三年的高收益债券，但流动性极差，很难在二级市场上交易，按理说就得发三年以上的产品才能保证策略安全有效。可锁三年的产品谁卖得出去？只好发一年的，或者6个月的。等产品临近到期时，把债卖给B机构，A抓紧发新的一年期或6个月产品，资金到位后，再把债接回来。只要流动性不断裂，A靠一招“以短续长”，便能实现业绩靓丽平稳，碾压同侪。同理，还有“新产品提前建仓”。若是市场正在牛市中，等新产品慢悠悠地募集资金到账，各种账户开好，才开始买债，只怕一波涨幅已经过了，所以心急或者业绩压力大的投资经理也会选择先通过代持方式，为新产品体外建仓。这么看着，“代持”似乎很有用啊！但它违规！违规！违规！因为要调节利润，债券的交易价格就会偏离市场公允价格，这就是“操纵市场”！若用的是资管而非自营账户，还涉及“不公平对待投资者”！如果要“增加杠杆”，就是“规避内控或监管”！监管给你定了杠杆比例是为了金融安全，而“代持”根本无法监控，除了几个经手人，没人准确知道暗流下规模多大，牵涉多广，搞不好一块多米诺骨牌倒下去，就能让整个大厦倾覆。即使只是“搬家过桥”或“新产品提前建仓”这样短期的腾挪，你能保证新产品一定会募集到位么？如果市场流动性紧张，新产品就是卖不出去怎么办？拿什么钱把债接回来？如果债券浮亏太大，网红了，违约了，新产品还怎么接？让新产品投资人承担全部亏损，不成了“庞氏骗局”了？“违规代持”最大的篓子，是2016年底债灾时，G证券捅出来的。他家在外代持200多亿债，当时债市暴跌叠加钱荒，短短一个月就让这笔资产亏掉近10个亿。操盘的投资经理和交易员已经根本无力将外面代持的债券接回来了，偏离太大了！只好干脆失联。而公司更狠，立刻跟B机构们宣称，他俩已离职，约定买回债券的合同是他们偷刻“萝卜章”盖的，法律上无效。一时间群B激愤。这件事最终是证监会出面调解了，G证券跟B机构们（19家券商、4家银行、1家信托）分摊了损失。但还有些B从始至终没敢出来维权，默默咽下了苦果，因为他们更怕被监管知道自己做过代持业务。G家涉案的投资经理和交易员自然难逃法网，但B机构的投资经理和交易员们，又有多少人，不得不背上令公司违规、亏损的锅，他们之后的命运又会如何呢？2016年底，案子刚爆出来时，我们这群做债的，心下都是一凉。大家互相调侃说，长教训了吧？没有任何一份工作值得你违法违规。众人皆以为经此一役，机构间的信任算是彻底崩塌了，代持大约想玩也玩不下去了。这显然小看了利益驱动的力量……2023年截至9月，交易商协会因“代持”问题，处分了5家银行、1家信托、1家期货公司，1名前基金经理。处罚的交易实际是发正在2021年和2022年。所以，大家看到了吧？代持不仅机构会被处罚，个人会遭双罚，时间还可以向前追溯！2018年之后，随着监管趋严，我们已经进入了“严法严执行”阶段，如果之前从业者们还可以心存侥幸，觉得法不责众，那么现在，肯定是变天了。02结构化发债之后，我们再说说“结构化发债”。它的本质是，融资方A（也就是债券发行人）一般因为信用资质弱，没办法通过市场化发债募集到足够资金，或者通过市场化发行的方式，债券票面利率会被定得太高，所以发行人自筹一部分资金，找一家资管机构B做通道，以资管产品假装买盘，通过杠杆方式，撬动更多资金买入债券，拉低票面利率，从而实现较低成本的融资。“结构化发债”最早出现于2013年，因为当年闹钱荒，不少企业发债受阻，就想出了这个办法；后来2016年底债灾，2017年债市全年单边熊市，正常发债长期困难，频频流标，结构化发行模式遂蓬勃兴起；再之后，监管对城投非标融资限制越来越严，弱城投于是滔滔加入了结构化发债的大军，从此规模井喷！给“结构化发债”充当通道的资管机构，信托公司、券商资管、基金专户、基金子公司、期货资管、私募基金都行，但方法不尽相同。最简单的是平层模式：发行人出1亿，产品再卖出1亿，凑成2亿包了发行人的2亿债券，发行人实际融到1亿。这样的活儿哪个牌照干都一样。之后是分级模式：发行人出1亿充当劣后级，撬动3亿优先级，优先级可以是向个人募集的，也可以找几家平日里就有往来的银行，总之凑出4亿包了发行人的4亿债券，发行人实际融到3亿。这样的模式在信托做最好，因为信托的风险隔离与优先级保护最完善。还可以做成杠杆模式：发行人出1亿，产品再卖出1亿，凑成2亿，但发行人实际发了2.8亿债，找过桥资金先代持0.8亿，等资管产品成立后，用2亿债抵押融资0.8亿，把代持的债接回来，保持140%的杠杆滚动融资，直至到期。发行人实际融到1.8亿。这种模式因信托不能正回购所以不行，券商资管和基金专户更趁手。2019年有朋友找我闲聊，说如果在信托做个结构化产品，1:3凑出4亿，买入一个基金专户，再用专户买入发行人的4亿债，再极限融资100%，接回外面代持的4亿债券，发行人是不是就能实现1亿撬7亿了？我回答说：何必那么麻烦呢？去证监会自首岂不更痛快？就在那一年，一家采用模式3的基金专户因为“包商事件”引发的钱荒，流动性断裂，质押式回购违约，不得已低价甩卖部分持仓，造成发行人亏损，拿着抽屉协议状告通道，一场结局悲惨的“结构化发债”曝光于世……“结构化发债”当然是违规的！交易所、证监会、发改委、中基协都发文明确过禁止结构化发债行为，不仅发行人不能买自己的债，资管机构不能参与辅助结构化发行，主承销商不能放任结构化发行，投资人也不能通过任何形势收取发行人因压低发行价格而私下提供的返费补偿。2023年4月，《财新》发表了一篇名为《城投债灰色网络》的文章，揭秘“债圈隐形大哥”Y联系几十家机构，仅2022年就操纵发行了200余个投资结构化城投债的产品，Y本人涉及巨额腐败，已被纪检带走，至今杳无音讯。Y肯定是知法犯法了，我们不去管他，但因他卷入调查的3000多名其他金融机构从业者，有多少人是懵懂无辜的？又有多少人被审问追责时悔不当初呢？今年上半年还有三件事情，体现了监管对于“结构化发债”的从严态度：一是年初通过窗口指导，叫停了信托的单债模式（一个信托计划只持有单一债券，多为结构化发行的债券）；另一个是4月28日，《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指引（征求意见稿）》出台，从参与人员、返费方式、投资比例等各方面堵死了私募基金给“结构化发债”当通道的可能；第三个是6月1日，交易商协会处罚了两家银行，原因都是收了结构化发债城投的“返费”。也就是说，无论你是买自己债券的发行人，还是帮发行人撬杠杆的资管机构，还是为发行人操纵一级市场，压低票面利率的主承销商，还是收了返费的投资者，统统没有好果子吃！03理财定融最后，咱们说说开篇就提到的“理财定融”吧。这里要先简单介绍一种对持牌金融机构来说（当然信托除外，大家毕竟是玩过“非非标”的），可能稍显陌生的产品——在地方金交所备案发行的定向融资计划。金交所在各地没有统一的名称，有叫“金融资产交易中心”的，有叫“金融资产交易所”的，有叫“产权交易中心”的，有叫“股权交易中心”的，以前一个地方两三家或者更多，具体执行的规则也不完全一致。在2023年金监局成立，统一监管全国金融机构和类金融机构之前，金交所由所在地方监管，缺乏上位法，也与“资管新规”无涉。定融产品的本质是众多个人投资者给一家企业“放贷”。企业先拿出股权、收费权、资产收益权，应收账款等资产作为抵押，最好再找一家关联方做担保，通过金交所备案挂牌，投资者就能来买了。“定融”只要没违约，都给固定收益，一般在7%-10%之间，个别地区还有高出10%的项目，基本比同期的信托非标产品收益还要高一点。大家随便这么一听也能感受到，“定融”是备案制的，金交所不负责实质审核；法律法规又是空白；每个产品都是单一投向，风险集中；投资者的资金汇聚起来后没有统一托管；融资企业使用资金也缺乏监督。总之，这是高风险、高收益、低透明度，只适合高风险偏好高净值的合格投资者投资的私募产品。但问题在于，它的起投金额却没有限制，原则上是100万，但30万起的也有，10万起的也有，HD的投资者闹起来之后，我们外行才知道，还有5万起的。5万起，收益8%，在如今资管行业全面净值化的时代，再有个理财经理拍着胸脯保证兑付，哪个非专业投资人士能不动心？当然，早年即便如此，也不能说“理财定融”是违规的，因为这行还没规嘛。但2020年，证监会暂停了九大金融资产交易所关于非标资产的备案，压降金交所的数量及业务规模，又在2022年大力推进“伪金交所”专项整治工作。至此，因为“金交所”无法备案，而跑去“伪金交所”备案，或者没备案就发行的“伪定融”便是妥妥的违规了！一家企业（城投、地产居多）通过“定融”融资，其实涉众有限，就算是违约了，也不至于造成太大的社会影响。但若是一家专门的三方财富公司，有销售保险、公募基金的资格，各种“伟光正”，同时拿出一款保8%固收产品，一本正经地卖，涉众人数可就上去了！若是这家三方财富公司所有通过“定融”聚集的钱，都流向了同一个大股东，那么风险则高度集中！一旦大股东违约，则全军覆没，满盘皆属，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景象……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场盛大的违法违规如何终局，主犯的罪名也许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集资诈骗。理财经理们当然罪不至此，但给客户亏钱的内疚，被客户上门哭闹辱骂的痛苦，再就业的艰辛，都必然是逃不开的吧……很多时候，面对违法违规，我们会觉得别无选择，无力说不。不做代持怎么办？收益怎么平滑？业绩基准怎么达成？不做结构化发债怎么行？那标品业务规模从哪儿来？不卖理财定融还能卖什么？全公司的人都卖这个啊！但所谓别无选择，只是我们不想选择奖金被砍，薪水被降，升职无望，甚至惨遭淘汰。但这些跟公开处罚，行业禁入，锒铛入狱比起来呢？哪个更糟心？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世易时移，安全第一啊！
回顾：历史上的五届金融工作会议（四）
周毅钦2022年12月12日21:41上海财经领域创作者目录第四届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811汇改利率市场化改革：打通最后一公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大而不能倒存款保险制度：50万保障覆盖99.63％储户MPA评估体系：宏观审慎框架的初步建立封面这张泛黄的照片就是拍摄于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现场。从1997年起，中国每隔5年就会召开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作为中国金融系统最高规格的会议，每次会议均对我国下一步重大金融改革方向和监管政策做研判和“定调”。在开启第六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前，我们不妨对过去五届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做一个梳理。今天起，将陆续回顾历届金融工作会议的那些关键词和重大事件.......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2年1月6日至7日在北京召开第四届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重大历史事件：“换届之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2012年1月6日至7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过去五年，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蔓延、深化的五年，国内外经济形势极为复杂严峻。在此背景下中央果断实施一揽子计划，成功应对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了经济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肯定了2007年以来金融工作取得显著成绩，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决策和部署，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和完成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金融改革。深入推进金融机构特别是大型商业银行改革，金融业综合实力和抗风险能力显著提升。健全分层有序的金融市场体系，特别是彻底解决了长期困扰资本市场发展的股权分置问题。加强和改善金融宏观调控，有力促进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同时提出了八个方面的要求：一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多优质金融服务，加大对薄弱领域的金融支持。二是深化金融机构改革，着力加强公司治理。三是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切实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四是防范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避免财政金融风险相互传递。五是加强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建设，推动金融市场协调发展。六是完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有效促进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七是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提高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资源配置能力和金融安全保障水平。八是加强金融基础建设，改善金融发展环境。加强金融法制建设。01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811汇改历史上的第一次汇改发生在1994年，金融市场称之为“汇率并轨”。在1994年以前我国是双重汇率制度：一个官方汇率，一个外汇调剂市场的汇率。官方汇率就是由官方制定公布的汇率，外汇调剂市场汇率是在外汇调剂市场上买卖过程中形成的价格。在汇率并轨前，官方汇率是5.8，外汇调剂市场汇率是8.7。1994年1月1号并轨以后，5.8的汇率直接取消，都使用8.7这个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应该说从那时开始，中国就奠定了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基本框架——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05年7月21日，人民银行进行第二次汇改：创立中间价形成机制。我国由此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2012年1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指出，要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2015年，中国进入金融危机刺激政策效应消退期，经济增长出现中枢下移特征；而彼时全球货币政策格局是美元进入加息周期，欧日仍处于量化宽松进行时，在此状况下，人民币汇率对一篮子货币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高估状态，在人民币币值高估对中国维持经济增长趋势带来不利影响之际，改变以往的人民币汇率单一盯住美元、转而参考更加广泛的一篮子货币成为诉求。2015年8月11日，央行宣布完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做市商在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前，参考上日银行间外汇市场收盘汇率，综合考虑外汇供求情况以及国际主要货币汇率变化，向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提供中间价报价。当天中间价一次性贬值近2%，这是历史上人民币汇率第三次改革，金融市场称之为“811汇改”。由于中国在推动人民币汇率市场改革的重大成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于2015年12月1日批准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该事件对中国的金融改革和人民币汇率走势产生了重要影响，人民币成为与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并列的第五大SDR篮子货币，对人民币国际化产生了积极影响。02利率市场化改革：打通最后一公里在2012年1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指出，要加快培育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引导金融机构增强风险定价能力，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2012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后，利率市场化改革开始进入到快车道。时任央行行长的周小川在2012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及个中原因。一是利率市场化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1992年，我国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以此实现资源配置优化。利率作为非常重要的资金价格，应该在市场有效配置资源过程中起基础性调节作用，实现资金流向和配置的不断优化。同时，利率也是其他很多金融产品定价的参照基准。二是利率市场化的要点是体现金融机构在竞争性市场中的自主定价权。我国市场化改革从一开始就强调尊重企业的自主权，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尊重企业定价权。在金融业，除个别政策性金融机构外，目前我国金融机构都是按照企业来运行的，反映金融企业自主经营权的一个重要环节正是其对自身产品和服务的自主定价权。三是利率市场化也反映客户有选择权。金融机构的客户既有居民，也有企业，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类型实体。这些客户在竞争性市场中有选择权，他们对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和价格，可以表示满意或不满意，可以选择这家或那家，也可以选择不同价格的类似金融产品作为替代。通过利率市场化，金融机构会提供各不相同的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四是利率市场化反映了差异性、多样性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供求关系以及金融企业对风险的判断和定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像其他商品一样，金融产品会出现更多的差异化，同类产品可能有不同的品牌、规格和目标群体。同时，不同金融机构对同一项目、同一客户的风险判断也会出现差异，这些差异在其金融产品的定价中会得到反映。五是利率市场化反映了宏观调控的需要。宏观调控，特别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以间接调控为基本特征的中央银行货币政策，需要有一个顺畅、有效的传导机制，并对市场价格的形成产生必要的影响。2012年6月，央行将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1.1倍，存款利率上限首次浮动。同时，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下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0.7倍。2013年7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下限取消，金融机构可自主确定贷款利率水平，贷款利率完全实现市场化，但金融机构形成风险定价能力的水平高低不一。2014年11月, 为加速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调整至基准利率的1.2倍，并对基准利率期限档次作适当简并。2015年，又缓步提升至1.3倍、1.5倍。当时大部分银行一般都是在政策出台后将存款利率上浮到顶，足可见存款的“均衡利率”远高于当时的上限。2015年10月24日，央行决定对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等不再设置存款利率浮动上限。至此，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在形式上基本完成。2013年起，人民银行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先后推出常备借贷便利（SLF）、中期借贷便利（MLF）、抵押补充贷款工具（PSL）等创新货币政策工具，拓宽了央行政策利率的市场化传导渠道。同时，人民银行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建立和完善利率走廊机制，增强利率调控能力，重点疏通央行政策利率向市场利率尤其是信贷利率的传导，十三五时期，我国建立完善了以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为下限、SLF利率为上限的利率走廊，中央银行政策利率与货币市场利率的联动性进一步增强。目前，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利率、SLF利率率、MLF利率等多种期限政策利率与市场利率形成了良好的传导互动机制。03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大而不能倒在2012年1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专门提到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问题。要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金融综合经营的监管。要研究提出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认定标准和评估框架，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设定更为严格的监管标准，强化外部约束。要总结经验，建章立制，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积极稳妥推进综合经营试点工作。要根据我国金融市场结构和特点，细化金融机构分类标准，统一监管政策，减少监管套利，弥补监管真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因规模较大、结构和业务复杂、与其他金融机构关联性强，如果发生重大风险，将对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甚至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因此也随之进入监管机构视野，巴塞尔委员会、金融稳定理事会等国际组织和中国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等国内机构均针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提出更高的监管要求，以提高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风险抵御能力，进而降低政府救助成本、维护金融体系稳定。2010年11月，银监会发布《关于加强当前重点风险防范工作的通知》，提出要考虑对系统重要性银行设置附加资本要求。随着《巴塞尔协议III》的发布及在全球范围内的推行，银监会于2011年4月27日发布了《关于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以推动中国银行业实施国际新监管标准。《指导意见》明确提出，“监管部门将从市场准入、审慎监管标准、持续监管和监管合作几个方面，加强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2018年11月27日，为完善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框架，防范系统性风险，有效维护金融体系稳健运行，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指出：“本意见所称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包括系统重要性银行业机构、系统重要性证券业机构、系统重要性保险业机构，以及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认定的其他具有系统重要性、从事金融业务的机构。十年间，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得到了快速的扩张和发展，其中、工、农、中、建四大行已被认定为G-SIBs，在评估中的得分和排名逐年上升；平安保险集团也是全球9家G-SIIs之一。04存款保险制度：50万保障覆盖99.63％储户存款保险制度的推出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上世纪90年代，业界就开始研究讨论存款保险制度的问题。在所有制意义上，民营资本能不能参与银行业务？答案是可以参与。但若可以参与，倒了怎么办？虽然银行倒闭是小概率事件，但由于杠杆高，一旦倒了的话，储户损失震动会比较大。这时，国家就面临管还是不管、救还是不救的选择，是顺其自然还是适当保护储户，维护社会和金融稳定？如果要维护金融稳定，要不要用纳税人的钱？如果不用纳税人的钱，那就要有存款保险机制。这就是存保制度的初衷之一。我国的商业银行一直以来处于国家隐性担保体系之下，给人感觉就是“大而不倒”，即使银行面临破产倒闭的危机， 国家也会采取措施保护存款人的利益。但若真出现危机，这种政府兜底模式显然不太合适。一方面加重了央行的负担，相当于纳税人买单，不合情。另一方面，“国家隐形兜底”这也会变相减少银行风险意识，认为反正国家要兜底，自己发展过程中就容易激进。存款保险制度作为一种显性的担保体系，打破了政府的隐性担保，可以有效减轻中央银行的财政和监管负担，提高金融体系对风险意识，提高金融稳定性。在200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指出：要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设立功能完善、权责统一、运作有效的存款保险机构，增强金融企业、存款人的风险意识，防范道德风险，保护存款人合法权益。存款保险制度要覆盖所有存款类金融企业。加快建立金融机构风险救助和市场退出机制，及时处置风险。在2012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再次提出：要抓紧研究完善存款保险制度方案，择机出台并组织实施。2012年7月16日，人民银行在其发布的《2012年中国金融稳定报告》中称，中国推出存款保险制度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同月，一份题为《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刻不容缓》的报告提交至决策层。2013年，央行发布《2013年中国金融稳定报告》称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各方面条件已经具备，内部已达成共识，可择机出台并组织实施。2014年1月，央行在人民银行工作会议上表示，存款保险制度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存款保险制度作为中国已全面展开的金融改革的重要环节，在2014年择机推出可能性很大。2015年2月17日，中国存款保险制度正式出台，李克强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60号），公布《存款保险条例》。2015年5月1日，《存款保险条例》正式实施，标志中国存款保险制度正式建立。 05MPA评估体系：宏观审慎框架的初步建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各国监管当局都认识到，为弥补原有的货币政策框架和微观审慎监管的空白，需要建立并且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美国和欧盟在2009年相继宣布建立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并成立专门机构。其他经济体和国际组织也开始着手加强这方面的金融监管改革。我国央行也在2010年宣布启动宏观审慎监管，并于2011年开始建立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和合意贷款管理机制，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在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下，央行按月对逐个银行连续动态调整准备金要求，以应对信贷风险。信贷偏离度越小、稳健性程度越高的银行，可相应地少存放准备金、多放贷款。而合意贷款，就是在综合资本充足率、存贷比、不良贷款率等多个数据后，商业银行可以自行测算合意贷款规模，并上报央行，后续商业银行按照实际业务和流动性状况安排年内的贷款进度。随着金融创新快速发展，资产类型更为多样，狭义的信贷管理越来越难以有效实现宏观审慎管理目标，MPA（Macro Prudential Assessment）是央行为维护金融稳定推出的新的监管机制。2015年12月29日，央行宣布从2016年起将现有的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和合意贷款管理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构建了以逆周期调节为核心、依系统重要性程度差别考量的宏观审慎评估体系，并将评估对象分为全国性系统重要性机构（N-SIFIs）、区域性系统重要性机构（R-SIFIs）、普通机构（CFIs）。根据宏观审慎评估体系的划分，全国性系统重要性机构（N-SIFIs）为人民银行总行管理的全国性银行业机构、区域性系统重要性机构（R-SIFIs）、普通机构（CFIs）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由所在地人民银行省级分支行根据辖内不同金融机构的系统重要性程度，从规模性、替代性、关联性、复杂性等方面合理区分。MPA指标体系包括资本和杠杆情况、资产负债情况、流动性、定价行为、资产质量、跨境融资风险、信贷政策执行等七大方面14个指标。总体来看，MPA体系的建立，有助于提升监管机构间的协调效率，更好的降低社会融资成本，提高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效果，同时更有力的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回顾：历史上的五届金融工作会议（三）
周毅钦目录第三届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农行上市：国有四大行全部完成股份制改革中投公司诞生：中国版的主权财富基金国开行改革：推行商业化运作创业板落地：中国版的纳斯达克启航四万亿投资：中国版的罗斯福新政社会融资规模：中国货币政策与金融调控的核心指标封面这张泛黄的照片就是拍摄于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现场。从1997年起，中国每隔5年就会召开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作为中国金融系统最高规格的会议，每次会议均对我国下一步重大金融改革方向和监管政策做研判和“定调”。在开启第六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前，我们不妨对过去五届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做一个梳理。今天起，将陆续回顾历届金融工作会议的那些关键词和重大事件.......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07年1月19日至20日在北京召开第三届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重大历史事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夕2007年1月19日至20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会议肯定了2002年以来金融工作取得显著成绩，金融业迅速发展壮大，金融改革迈出重大步伐，金融各项功能进一步发挥，金融领域对外开放稳步扩大，金融监管和法制建设明显加强，整个金融业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的支撑和促进作用。同时提出了六个方面的要求：一是继续深化国有银行改革，加快建设现代银行制度。二是加快农村金融改革发展，完善农村金融体系。三是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构建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四是全面发挥金融的服务和调控功能，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五是积极稳妥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六是提高金融监管能力，强化金融企业内部管理，保障金融稳定和安全。2007年全国第三次金融工作会议召开正逢美国次贷危机的“前夜”，这是自“大萧条”以来美国最为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158年历史的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导致了危机进一步升级。在2007年至2012年的这5年间，国际上连续发生的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同样对我国的经济环境和金融体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也为四万亿政策的出台埋下了伏笔。01农行上市：国有四大行全部完成股份制改革在2007年1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给争论已久的中国农业银行改革方案定了调：稳步有序地推进中国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强化为“三农”服务的市场定位和责任，实行整体改制，充分利用在县域的资金、网络和专业等方面的优势，更好地为“三农”和县域经济服务。作为国有商业银行中情况最为复杂的一家，农行股改始终处在争议之中。2006年，农行启动了全面外部审计和人力资源改革，而这“两步走”恰恰是农行整体改革的重要步骤。但是，农行股改仍然面临诸多困难。“机构数量众多、管理链条长”以及“历史包袱沉重”是对农行股改不能一蹴而就的依据所在。此外，关于农行的市场定位亦存争议。农行成立之初就定位于农村金融市场，而由于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多年来形成了巨大的不良贷款。如果进行股份制改革，转变为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后，依旧服务于农村市场，那么农行的赢利将仍然会面临困境。实际上农行作为商业性银行与服务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之间的利益均衡问题还没解决。从 1998 年开始，农行在政府的指导下，逐渐剥离其不良资产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除此之外，农行还通过对外打包出售，资产证券化，提取呆账准备金等方式，对其不良资产进行处置，2005 年底，农行的不良资产率为 26.17%，最后到上市前，也就是 2009年底，其不良贷款率已经降低到 2.91%，已经低于国有银行上市要求的 10%。2008 年 10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总体实施方案》，中国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2008 年 11 月，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注资，与财政部并列成为中国农业银行第一大股东。2009年1月，中国农业银行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由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整体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并更名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本市场复杂难料，没有人能准确预测上市的“最佳时机”。2009年下半年开始就出现了欧洲债务危机问题。但中央政府依然坚决推进农行上市，不仅显示出对农行的充分信任，也反映了推进中国金融改革的决心。2010 年 7 月 15 日，中国农业银行 A 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同时于 7 月16 日 H 股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最终，农行 A+H 两股的新股集资总额合共为 21 亿美元，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集资记录。至此，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圆满“收官”。02中投公司诞生：中国版的主权财富基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汇储备飞速上升。1978年中国外汇储备仅有1.67亿美元，1996 年年底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而到了2006年2月底，中国外汇储备总体规模已经超过日本，位居全球第一。如此巨额的外汇储备怎么管理？2007年1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专门提到要研究成立专营机构来经营管理部分外汇储备。2007年3月16日，由国务院副秘书长楼继伟牵头的“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筹备组，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2007年5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季度货币政策报告，建议组建市场化运作的政府外汇投资机构。2007年6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提请的发行1.55万亿特别国债的议案，这笔金将作为“国家外汇投资公司” 的投资来源。2007年6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表示，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将被整合并入新成立的“国家外汇投资公司”。2007年6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由财政部发行1.55万亿人民币特别国债的议案，按照当前美元人民币汇率，这一别国债数额相当于约2000亿美元，成为中投公司的资金来源。2007年9月29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宣告成立。作为专门从事外汇资金投资业务的国有投资公司，其成立是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标志性事件。中投公司实行政企分开、自主经营、商业化运作的模式；业务以境外金融组合产品的投资为主，并在可接受的风险范围内，争取长期投资收益最大化。中投公司合理配置各类资产，致力打造均衡、稳健的投资组合，资产类别包括公开市场股票、固定收益、另类资产以及现金产品等。至2022年，中投公司已经走过了15年。根据中投公司披露的《2021年年度报告》，2021年中投公司境外投资净收益率按美元计算为14.27%，过去十年累计年化净收益率达8.73%。截至2021年底，中央汇金受托管理的国有金融资本为5.58万亿元人民币，较年初增长7%。中投公司总资产达1.35万亿美元，净资产1.25万亿美元。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开市场股票(对上市公司的股权投资)的占比为35.4% ，固定收益(国债、公司债等各种债券产品)的占比为15.4%，另类资产(对冲基金、风险平配、泛行业私募股权、私募信用、房地产、基础设施、资源商品等)的占比为47.0% ，现金产品及其他(现金、隔夜存款、短人期美国国债等)的占比为2.2%。03国开行改革：推行商业化运作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自成立以来，在支持国家重点建设、促进对外经济贸易和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政策性银行现在面临的市场环境、任务和经营条件，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原有政策性业务实际上已逐步成为商业性业务。不加快推进政策性银行改革，就不能更好地发挥政策性金融的作用，还会产生和积累较大的风险。在2007年1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明确提出，要推进政策性银行改革。坚持分类指导、“一行一策”的改革原则。首先推进国家开发银行改革，按照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的要求，全面推行商业化运作，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主要从事中长期业务。要按照国际标准和监管要求，全面摸清开发银行的资产质量和风险状况；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成立董事会和监事会；依法严格履行银企合作协议，维护开发银行债权债务的连续性，防范各类风险。2007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经国务院批准，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子公司--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和国开行在北京签署协议，确认即日起汇金公司向国开行注资200亿美元。作为主要从事中长期业务的国开行来说，注资提高了资本充足率，增强其抗风险能力，是全面推行商业化运作的基础。2008年12 月6日，根据国务院的决定，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京召开成立大会，标志着国家开发银行改革发展进入了新阶段，我国政策性银行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国家开发银行是我国首家进行商业化改革的政策性银行。财政部和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分别出资1539.08亿元和1460.92亿元持有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51.3%和48.7%，国开行完成股份制改革。虽然改制后的国开行试行商业化操作，但其政策性金融的主要功能仍在。2013年，按照国务院关于深化国家开发银行改革的要求，国家开发银行提出并实施深化改革“三步走”的路线图：第一步是推动解决国家开发银行长期债信问题；第二步是借鉴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成功经验，搭建涵盖政策性和商业性业务的银行控股集团架构；第三步是推动国家立法，将业务发展和监管考核等工作纳入法制轨道。2015年3月20日，国务院批复了国开行深化改革方案，明确了国家开发银行要坚持开发性金融机构定位。适应市场化、国际化新形势，充分利用服务国家战略、依托信用支持、市场运作、保本微利的优势，进一步完善开发性金融运作模式，积极发挥在稳增长、调结构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通过深化改革，合理界定业务范围，不断完善组织架构和治理结构，明确资金来源支持政策，合理补充资本金，强化资本约束机制，加强内部管控和外部监管，将国家开发银行建设成为资本充足、治理规范、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优质、资产优良的开发性金融机构。04创业板落地：中国版的纳斯达克1998年3月，成思危代表民建中央提交了《关于借鉴国外经验，尽快发展中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自此开启了中国设立创业板的征程。1999年3月，中国证监会第一次明确提出可以考虑在沪深证券交易所内设立高科技企业板块。2002年11月，深圳证券交易所向中国证监会建议，采取分步实施方式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2004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步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建立满足不同类型企业融资需求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分步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在2007年1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指出：建立一个成熟的、现代的资本市场，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任务。要继续深入贯彻《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以解决体制性、机制性问题为重点，加强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将近年来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制度化、法制化，并适应资本市场发展新形势的要求，不断加强体制机制建设。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基础，要着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改善上市公司整体结构，健全上市公司自我约束机制，严格信息披露制度，加大透明度，增强投资者信心。2009年3月31 日，中国证监会发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自5月1日起实施，创业板正式开启。2009年10月30日，创业板首批公司上市仪式在深证举行，第一轮三批共 28 只已成功发行的新股集中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挂牌上市。建立和发展创业板市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我国创业板市场从最初酝酿到正式推出历经十余年。目前，创业板公司数量已经突破1000家，总市值接近14万亿。股票总市值远远超过韩交所KOSDAQ、伦交所AIM、日交所JASDAQ和Mothers、港交所GEM等知名国际创业板，仅次于美国纳斯达克，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创业板市场。05四万亿投资：中国版的罗斯福新政2008年下半年，受到美国次贷危机影响，中国出口急转直下，从年初的超过两位数增长迅速回落至负增长。而2009年一季度，出口转为两位数负增长，且工业生产大幅下滑，发电量零增长，大量中小出口企业关闭，沿海地区出现了明显的失业潮。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措施。会议认为，近两个月来，世界经济金融危机日趋严峻，为抵御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的不利影响，必须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形势。当前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更加有力的扩大国内需求措施，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会议确定了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一是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大对廉租住房建设支持力度，加快棚户区改造，实施游牧民定居工程，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二是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农村沼气、饮水安全工程和农村公路建设力度，完善农村电网，加快南水北调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加强大型灌区节水改造。加大扶贫开发力度。三是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建设一批客运专线、煤运通道项目和西部干线铁路，完善高速公路网，安排中西部干线机场和支线机场建设，加快城市电网改造。四是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加快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推进中西部地区特殊教育学校和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五是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加快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加强重点防护林和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建设，支持重点节能减排工程建设。六是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支持高技术产业化建设和产业技术进步，支持服务业发展。七是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八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提高明年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提高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等标准，增加农民收入。提高低收入群体等社保对象待遇水平，增加城市和农村低保补助，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和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九是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减轻企业负担1200亿元。十是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加大对重点工程、“三农”、中小企业和技术改造、兼并重组的信贷支持，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巩固消费信贷增长点。初步匡算，实施上述工程建设，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为加快建设进度，会议决定，今年四季度先增加安排中央投资1000亿元，明年灾后重建基金提前安排200亿元，带动地方和社会投资，总规模达到4000亿元。这也是史称“四万亿”的由来。宏观政策自此180度大逆转，从上半年的“防过热、控通胀”变成了“迅速出手，争分夺秒，不可贻误时机”。不但财政政策从“稳健”转为“积极”，货币政策也由“从紧”转为“适度宽松”，央行忙不迭地降准、降息。2009年9月1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09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发表讲话时指出：有人把一揽子计划简单说成是4万亿投资，这是一种误解。06社会融资规模：中国货币政策与金融调控的核心指标长期以来，我国宏观调控重点监测和分析的指标是M2和新增人民币贷款。在2007年1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指出：金融调控是国家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市场主体和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金融调控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做好新形势下的金融调控工作，对于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认真总结近些年国家运用金融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的经验，进一步提高金融调控的预见性、科学性和有效性。要加强对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的分析研究，完善货币政策操作体系，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和审慎监管手段，合理调控货币信贷总量，优化信贷结构。经过几年摸索，2010年11月，在人民银行党委的领导下，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开始研究编制社会融资规模指标。2010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这一概念。2011年4月中旬，人民银行首次发布季度全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数据。社会融资规模指标将除贷款外的其他融资，即金融机构表外融资业务如银行承兑汇票、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等，以及直接融资都纳入统计范畴。社会融资规模从全社会资金供需的角度反映了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将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连接在一起。实证经验表明2009年之后社会融资规模已取代信贷成为更有效的中介目标或监测指标。社会融资规模与M2分别来源于金融机构资产端与负债端，两者相互对照、互相补充。目前社会融资规模指标已形成从季度到月度、从全国到分省、从增量到存量的全指标体系，并于2018年7月后做了两次修订。自2010年首创社会融资规模指标后，近年来社会融资规模已为社会各界广泛接受与应用，成为衡量我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状况以及资金松紧程度的重要参考。"社会融资规模增速"这个词已经连续多年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上。目前，社会融资规模指标已经成为中国货币政策与金融调控的核心指标之一。
回顾：历史上的五届金融工作会议（二）
周毅钦目录第二届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四大国有银行上市：涅槃重生银监会的诞生：一行三会格局初步形成农信社改革：省联社模式的由来保险业对外开放：狼来了QFII业务启航：不经意间已经走过20年基金法的诞生：充满争议的立法过程封面这张泛黄的照片就是拍摄于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现场。从1997年起，中国每隔5年就会召开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作为中国金融系统最高规格的会议，每次会议均对我国下一步重大金融改革方向和监管政策做研判和“定调”。在开启第六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前，我们不妨对过去五届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做一个梳理。今天起，将陆续回顾历届金融工作会议的那些关键词和重大事件.......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02年2月5日至7日在北京召开第二届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重大历史事件：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入WTO，对于中国的金融行业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2002年2月5日至7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对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体系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包括组建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主导中国国有银行重组上市；对工行、建行、中行的股改和上市确定关键支持政策；做出改革农信社的决定；酝酿设立银监会，将银行业信托业监管职能从央行剥离出来。01四大国有银行上市：涅槃重生1999年末，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总额高达3.2万亿元。1999年，国务院先后成立了四家直属国务院的资产管理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专门对应负责解决四大行不良资产的问题。至2000年7月，承接工作基本完成，共计剥离约1.39万亿元的不良资产。但是，剥离不良资产依然没有触及银行经营管理体制的深层次矛盾，无法根本扭转国有银行的经营困境。按照新的贷款五级分类标准，截至2003年9月末，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仍高达约2万亿元，不良率达到21.38%。在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风险积聚的同时，中国加入WTO也在2001年取得了关键性突破。中国政府承诺，2001年12月加入WTO起的3年后，开放外资银行的境内公司人民币业务；5年后再开放外资银行的境内零售人民币业务。这意味着到2006年末，外资银行全面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后，中国银行业将不得不与国外同业，尤其是西方大型银行展开全方位竞争。在此背景之下，国家决定启动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一是财务重组。2003年12月，为了补充国有银行资本金，化解不良资产，解决历史的包袱，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成立。注册资本金为3724.65亿元人民币。该公司代表国家对国有大型金融企业行使出资人的权利和义务、维护金融稳定、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高效运用外汇储备、对外汇储备保值增值负责。党中央、国务院决定，选择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试点，并动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注资，此后数年间，中央汇金又分别向交通银行注资30亿元、向工商银行注资150亿美元。第二是二次不良资产剥离。国家再度对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两家银行施以援手。通过竞拍的方式，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共2787亿元可疑类不良资产，被信达公司纳入囊中。第三步是资本市场上市。通过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进一步改善股权结构，真正接受市场的监督和检验。2005年6月，交通银行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2007年5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2005年10月，中国建设银行在香港上市，2006年成功回归A股市场。2006年6月和7月，中国银行也先后在香港H股和境内A股成功上市。2006年10月，中国工商银行成为在香港和内地资本市场同时上市的第一家金融企业，当时创下全球有史以来IPO最大规模。2010年7月,农业银行先后在上海和香港两地上市，至此国有银行股改上市画上了圆满句号。02银监会的诞生：一行三会格局初步形成2002年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在这次金融工作会议上，并没有对银行监管机构的设立方案给出结论，而是把最终的选择权，留给了2003年当选的新一届的中央政府领导班子。虽然中国人民银行在2001年9月按照“管监分离”原则，重新划分了监管司局的监管职能，提高了监管的专业化水平，但是仍然不能适应中国入世后银行业监管的需要。当时存在三种改革思路，维持央行监管；设立与外管局类似的银监局；设立与证监会类似的银监会。几经权衡，中央决策层最后选择了改革力度最大的银监会体制。之所以最终选择这一方案，是因为一是有利于集中力量加强银行监管，可以让人民银行更好地行使中央银行职责，独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二是术业有专攻，有利于提高监管专业水平；三是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由两个相互独立的部门负责，可以使两者相互制约。2003年3月《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批准国务院成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标志着我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体系。至此，彼时中国金融监管“一行三会”的格局形成（后银保监会合并又回到一行两会格局）。2003年4月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三定”（定职责、定机构、定编制）规定。新设立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将根据授权统一监督管理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及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在2003年4月28日中国银监会正式挂牌成立之后，同年的12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确定了银监会法将履行对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监督管理的职责，同时确立了“管法人、管风险、管内控、提高透明度”的监管理念，明确四个监管目标和六条监管标准，作为银行业监管的基本原则和纲领。和央行、证监会相比，中国银监会成立时间最短，但却监管着中国机构数量最多和金融资产规模最大的银行业金融机构。03农信社改革：省联社模式的由来农信社原来是隶属于农业银行管辖的，直到1996年8月，国务院颁发《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农村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农信社正式与农业银行脱钩，转而作为独立法人经营的金融机构，对其业务管理和金融监管分别由县联社和中国人民银行承担，然后按合作制原则加以规范。尽管“脱钩”增强了农信社的经营独立性，但同时也加剧和暴露了农信社的风险和短板。农信社在与农行“脱钩”时被转嫁了较大的历史包袱，再加上20世纪90年代大量乡镇企业亏损、转制和“逃废债”，全国各地出现大量农信社经营不善和亏损的局面。2000年，经反复研究，国务院最终决定在江苏启动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探索以县为单位的农信社产权改革，着力解决风险高、历史包袱重、服务“三农”能力不足等问题，为全国农信社改革发展探路。2001年9月19日，经国务院同意，全国农信系统第一家省级联社——江苏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正式挂牌成立，省联社模式就此诞生。2002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特别指出，农村信用社改革的重点是明确产权关系和管理责任，强化内部管理和自我约束机制，进一步增强为“三农”服务的功能，充分发挥农村信用社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和联系农民的金融纽带作用。会议还做出了改革农信社的决定，为此后农信社改革的全面铺开确立了“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指导方针。2003年开始，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广农信社改革，下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各地反响强烈，积极申请成为试点单位。这一年的8月初，经国务院同意，试点单位最终确定为吉林、浙江、山东、江西、贵州、陕西、重庆、江苏8个省（市），江苏的改革模式及经验得到复制和推广。04保险业对外开放：狼来了中国保险市场，一直是西方发达国家关注的重点，在他们看来，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市场，充满着诱惑与想象，因此，当2002年中国的国门打开的时候，他们就迫不及待地来设立办事处，不遗余力地争取牌照，WTO更是一个天赐良机。无论是从当时我国金融业的发展情况看，还是从金融在国计民生领域的重要性看，开放银行和证券行业的时机仍不成熟，最终多轮协商的结果是保险业率先开放。这一结果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狼来了”的声音不绝于耳。这意味着要把一个还处于“学步”中的保险业“扔”到国际保险的大舞台，与那些国际保险大咖们同场竞技。2002年，《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实施。《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2月1日由国务院颁布实施。这是中国第一部外资保险法规，形成了加入世贸组织后对外资保险公司的基本监管框架。2003年，为了加强保险业监管，国务院决定，将中国保监会由国务院直属副部级事业单位改为国务院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并相应增加职能部门、派出机构和人员编制。2004年实行《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为外资保险公司在我国的市场准入和经营发展提供了更为明确的法律依据。2004年12月11日，按照入世协议，保险业的入世过渡期宣告结束，中国保险业正式实现全面对外开放。05QFII业务启航：不经意间已经走过20年2001年12月，我国迎来了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大里程碑：正式加入WTO。根据WTO的有关原则，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必须接受《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的金融服务附录》、《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等规则的管辖与约束，履行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承诺。入世加快了我们开放资本市场的步伐。QFII机制是指外国专业投资机构到境内投资的资格认定制度。是一国在货币没有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资本项目尚未开放的情况下，有限度地引进外资、开放资本市场的一项过渡性的制度。这种制度要求外国投资者若要进入一国证券市场，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得到该国有关部门的审批通过后汇入一定额度的外汇资金，并转换为当地货币，通过严格监管的专门帐户投资当地证券市场。从2001年下半年开始，就陆续有专家建议我国政府尽快引入QFII制度。此后，有关管理部门成立了专门研究小组对此进行研究。2002年12月，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实施，这也标志着QFII制度在中国拉开了序幕。这是将中国资本市场纳入全球化资本市场体系所迈出的第一步。相关制度颁布后，迅速吸引了大量境外投资者的注意。一时之间，全球最主流的投行几乎都申请了QFII资格，抢滩中国市场，这些投行背后的客户主要是主权类基金、养老基金和对冲基金。2006年8月24日，证监会、人民银行、外汇局联合发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办法》（36号令），36号令降低了QFII的资格门槛，养老基金、慈善基金会、捐赠基金、信托公司、政府投资管理公司等机构也获得了QFII申请资格。QFII制度是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是境外投资者投资境内金融市场的主要渠道之一，至2022年，这项制度推出已满20年。20年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场、全球第二大债券市场，成为海外投资者投资组合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其中，QFII制度功不可没。06基金法的诞生：充满争议的立法过程1992年11月，国内诞生了第一家比较规范的投资基金--淄博乡镇企业投资基金。这只基金为公司型封闭式基金，募集资金1亿元人民币，并于1993年8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最早挂牌上市。淄博基金的发行揭开了中国投资基金业发展的序幕，也在1993年上半年引发了中国投资基金发展的热潮。不过，火爆的背后，基金发展过程中的不规范性和积累的其他问题也逐步暴露出来。为了规范基金业务的发展，1997年11 月14 日，国务院证券委员会颁布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文件借鉴了海外近百年发展积累的制度，对基金的设立、募集、交易、基金托管人和基金管理人的职责等作了详细规定。这标志着公募基金的创设工作正式启动。1998年3月27日，经中国证监会批准，新成立的南方基金管理公司和国泰基金管理公司，分别发起设立了规模均为20亿元的两只封闭式基金――“基金开元”和“基金金泰”。1998年，全国人大财经委将投资基金法立法项目作为规划建议报出，后被列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并由全国人大财经委组织起草。但是立法的过程充满了争议，其中的焦点是到底是制定一部既能够涵盖证券投资基金、又能涵盖产业投资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综合的“投资基金法”，还是只制定“证券投资基金法”。2002年2月，全国人大财经委基金法起草领导小组、顾问组以及工作组开了一次综合会议。这次会议是起草组向全国人大财经委提交“投资基金法草案稿”的最后定稿会。会上翻来覆去的老问题再次摆到桌面上，僵局最终由厉以宁打破，厉以宁教授决断宣布，将体现统一综合立法的“投资基金法”最终改为单纯的“证券投资基金法”，靴子落地。2003年10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由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以法律形式确认了基金业在证券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一部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的重要法律。该法的实施对于规范证券投资基金活动，保护投资人及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证券投资基金和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也是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之后规范我国证券市场的又一部重要法律。
回顾：历史上的五届金融工作会议（一）
周毅钦2022年12月9日23:17上海财经领域创作者目录第一届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危机：特别国债的妙用人民银行的大区行模式改革：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保监会的诞生：从混业监管到分业监管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诞生：为处置不良贷款而设信托业的第五次整顿：惊涛骇浪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从成立到撤消封面这张泛黄的照片就是拍摄于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现场。从1997年起，中国每隔5年就会召开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作为中国金融系统最高规格的会议，每次会议均对我国下一步重大金融改革方向和监管政策做研判和“定调”。在开启第六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前，我们不妨对过去五届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做一个梳理。今天起，将陆续回顾历届金融工作会议的那些关键词和重大事件.......图片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97年11月17日至19日在北京召开第一届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重大历史事件：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中国形成严峻挑战，中共中央采取多项措施有效抵御了危机的影响，保持了国民经济较快增长。1997年11月17日至19日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会议的目的，是正确估量当前经济、金融形势，充分认识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和整顿金融秩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明确做好这项工作的总体要求、指导原则、主要任务和重要措施。01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危机：特别国债的妙用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加入国际清算银行，需满足《巴塞尔协议》中关于银行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的规定。但在1997年6月，国有四大行按账面的资本净额计算的资本充足率为5.86%，剔除掉未核销的呆账后只有3.5%。资本金不足和不良资产庞大，严重制约了中国商业银行的生存与发展。1997年3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决定由财政部发行2700亿特别国债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资本金。为规避《中国人民银行法》的若干限制，操作比较复杂。首先是1998年3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将存款准备金率从13%一次性降到8%，四大行超过2400亿元的资金由法定准备金变为可使用的储备资金，再加上300亿的超储。中央财政定向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其中，工行承购850亿，农行承购933亿，中行承购425亿，建行承购492亿，相关资金用于补充四大行资本金。02人民银行的大区行模式改革：分久必合，合久必分90年代初期，中央逐渐感觉到，地方政府对央行地方分支机构在制定货币政策以及银行监管方面的干预愈来愈多，人民银行的地方管理体制一定要改革。经党中央、国务院经过长期酝酿、反复研究，最终慎重决策确定，根据地域关联性、经济金融总量和金融监管的需要，考虑到中国地区差异大的特征，在199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后，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实行机构改革，撤销31个央行省级分行，成立九大区行，此举既有利于增强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权威性，增加中央银行金融监管的独立性，增强金融监管的统一和效能，也方便跨省范围内统一调度监管力量，摆脱各方面的干预，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设立大区行本意是用来规避地方政府对信贷及货币政策的干预，但从后面的实践效果来看，在金融改革的某些方面，缺乏地方政府的全力支持与配合央行亦将很难推进。03中国保监会的诞生：从混业监管到分业监管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颁布后，从法律上明确了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当局的职责。人民银行开始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同时也肩负起对包括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在内的整个中国金融业的监管职责。这期间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金融业属于混业监管时期。但是混业监管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各种乱象丛生。中央决定对金融业实行分业监管。1992年，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证监会相继成立。1995年，人民银行不再负责对证券公司的监管，交由证监会来行使。1998年11月18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原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董事长马永伟担任首任主席。中国保监会的成立是1997年11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确定的“加强金融监管，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原则在保险业的体现，是中国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产物。保监会成立之后，中国人民银行不再肩负保险业的监管职责。当然，保险会的存在时间并不长，2018年，保监会就与银监会正式合并成为银保监会。04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诞生：为处置不良贷款而设1996年6月底，我国4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本币贷款余额为3.4万亿元，不良贷款余额为8400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的24.75%，有的银行实际上已是资不抵债。全国城市信用社亏损面占20%，农村信用社亏损面占44.7%，不少农村合作基金会纷纷倒闭。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银行体系巨额不良资产问题更甚，在199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后，1999年国务院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决定成立东方、信达、华融、长城四大AMC，并规定存续期为10年。负责收购、管理、处置相对应的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所剥离的不良资产。成立之初,除信达的人员较为整齐之外，其余三家均临时从对应的国有银行抽调。当时财政部为四家公司各提供了100亿元资本金，央行发放了5700亿元的再贷款，AMC获准向对口国有商业银行发行了固定利率为2.25%的8200亿元金融债券，并用这些钱向四大行收购1.4万亿元不良资产。将13939亿元银行不良资产剥离给新成立的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以处理从四大国有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增加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剥离不良贷款，以此提高国有商业银行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05信托业的第五次整顿：惊涛骇浪1997年的全国金融会议上提出，要严格执行银行、信托、证券、保险业的分业经营和分业管理原则，所有的银行不得再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金融企业投资，不得直接经营信托，证券、保险业务。要求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和所有商业银行一律要与所属的信托、证券、保险公司和其他经济实体在人、财、物等方面彻底脱钩。信托投资公司应真正办成受托理财的金融机构，一律不得办理法人委托存贷款以外的一般存贷款业务。1998年，信托业的第五次整顿启动，其目标是保留少量规模较大、效益好、管理严格、真正从事受托理财业务的信托公司，让信托业回归本业，实现信托业与银行业、证券业的严格分业经营、分业管理。1999年2月7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人民银行整顿信托投资公司方案的通知》，正式开始第五次清理整顿。2001年《信托法》发布，信托业开始盘整。2002年，信托公司终于开始推出规范的，真正意义上的信托理财业务。经过此次整顿人民银行对原有的239家信托投资公司全面整顿为56家。06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从成立到撤消多年以前，彼时国家大型金融机构党的组织关系在地方，地方党委在加强金融系统党的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也有少数领导借口“党票”在地方而干预金融机构业务经营。1998年6月22日，中央决定，为了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成立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中央金融工委受党中央委托，主要负责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金融系统的党的建设工作，不领导金融业务。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主要职责是：领导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国务院的有关指示、决定在金融系统贯彻落实；协助中央组织部负责做好金融系统中央管理干部的管理工作；监督金融系统的领导干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遵纪守法、清正廉洁的情况；协调各金融机构党委之间和各金融机构党委与地方党委的关系；完成中央交办的其他工作。应该说，中央金融工委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成立的，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来诞生。在十六大选出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后，中国的金融体制也正在酝酿着新一轮的改革高潮。而与新的金融监管体制相适应，中央金融工委不可避免地要面临改革。2003年3月24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作为上世纪90年代后期特定条件下的改革产物，中央金融工委的重要历史使命已基本完成。
【金融时报】深度 | 回顾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有何启示？
自1997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召开过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作为金融系统最高规格的会议，每次均对我国下一步重大金融改革方向和政策“定调”。本文通过回顾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情况，对二十多年来我国金融改革的内在逻辑和演进路径进行了梳理，形成了党对金融工作领导的一些规律性认识，旨在为做好新形势下的金融工作提供经验借鉴。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情况（一）1997年11月17日至19日，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金融改革、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的通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整顿和规范金融秩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对人民银行自身机构进行了改革，原有的省分行被撤销，改为9个大区行。批准设立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对金融机构党的组织实行垂直领导。取消对国有商业银行贷款限额的控制，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定向发行特别国债，为国有商业银行充实资本金2700亿元。设立信达、华融、长城、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接收国家商业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剥离出来的不良贷款。经过系列改革，我国金融秩序明显好转，金融市场在规范中发展壮大，有力支持了国民经济稳定增长，成功经受了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二）2002年2月5日至7日，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后四年多时间，金融整顿、改革和发展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在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中央决定组建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主导中国银行业的重组上市。同时快速推进新一轮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在股份制改革与海外上市项目的实施上得到了一系列关键政策支持。此外，撤销中央金融工委，成立银监会，并成立国有银行改革领导小组，酝酿、统筹、部署国有银行改革方案。会议还做出了改革农信社的决定，为此后农信社改革的全面铺开确立了“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指导方针。自2002年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以后，我国金融工作取得显著成绩，金融业迅速发展壮大，金融改革迈出重大步伐。（三）2007年1月19日至20日，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正处在我国金融改革深化推进、全面开放融入世界之际，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已进入关键阶段，发展战略正从追求经济增长为主向建设和谐社会转变，金融业处在一个重要转折期，也处在一个重要发展期。与2002年的工作会议相比，这次会议根据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客观情况，继续提出加强金融监管、推进国有银行改革和农村金融改革、发展证券和保险市场、加强宏观调控等原有议题，同时根据新时期新特点，增加了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强调外汇储备管理、发展债券市场等新内容。会议研究设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承担外汇储备的投资管理工作，对农行股改模式争论给出了最终答案，对国开行的改革也提出了方向性的要求，还对农村金融改革、金融中心建设等实际问题进行了具体部署，为今后的金融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标志着新一轮金融改革的启动。（四）2012年1月6日至7日，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突出了大力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功能的基调，明确提出要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坚持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改革导向，坚持创新与监管相协调的发展理念，坚持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生命线，坚持自主渐进安全共赢的开放方针，强调了实施逆周期金融监管、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性，提出了要规范发展债券市场、金融机构要建立全面审慎的风险管理体系、强化资本管理等等，这些重要的发展思路对我国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五）2017年7月14日至15日，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与前几次会议相比，这次会议所处的宏观大环境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宏观经济由以前的“高增长”转向了“新常态”，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矛盾突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上强调，“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提出了金融工作要把握回归本源、优化结构、强化监管、市场导向的四项原则，为全面深化金融改革勾画了蓝图，确立了金融政策的未来取向。会后，我国成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进一步扩充和强化人民银行相关职能，将过去地方政府的协调机构升级为实质性的监管机构，形成了目前“一委一行两会一局+地方监管局”的新金融监管格局。及时出台“资管新规”，金融违法犯罪行为受到严厉惩治，不法金融集团风险逐步化解，一大批非法集资案件得到有序处置，金融体系内部高杠杆有效下降。进一步放宽持股比例限制、大幅削减对外资设立机构和开展业务的总资产、经营年限等数量型要求，扩大投资入股外资银行保险机构的股东范围，金融业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资本市场改革发展明显加速，科创板顺利设立，注册制试点成功落地，创业板、新三板等一批重大改革相继推进，直接融资呈现加快发展的积极态势。我国金融改革发展的内在逻辑及经验总结（一）始终坚持强化党的领导，强调金融的中央事权我党历来高度重视对金融工作的领导。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成功召开，更加凸显了党在指导金融工作方面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地位，充分体现了我党把方向、管大局、定政策、促改革、保落实的突出作用。同时，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也通过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得到了进一步加强，金融工作主要是中央事权得以更加明确。在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在讲话中强调，“这次会议对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管理体制的改革，对金融系统党的领导体制的完善，是我国金融体制的根本性改革和制度创新。”李鹏同志在讲话中也指出，“人民银行是中央银行，是国家进行金融宏观调控和对金融机构监管的机构，必须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地方不得干预，金融调控权在中央，不应在地方。”会后，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完善金融系统党的领导体制，加强和改进金融系统党的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决定成立中央金融工委和金融系统党委，金融机构党的组织实行垂直领导和干部实行垂直管理。此后，历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都对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作出了相应的安排部署。在第五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将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强调做好新形势下金融工作，必须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要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确保金融改革发展正确方向。此次会议决定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表明党中央将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的系统性、协调性。从我国的金融改革发展实践看，正是因为党的坚强领导和正确指引，我国金融事业才能一次又一次实现跨越发展，才能取得当前的巨大成就。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既是以往我国金融改革发展的成功经验，也是新时代做好金融工作的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二）始终坚持稳中求进基调，体现渐进式改革思路从我国金融改革发展实践来看，稳中求进是一贯的基调，体现了一种渐进式改革的思路。第一次会议的重点可以总结为“治乱”，主要体现在有效遏制了当时的金融乱象，使金融活动逐步进入了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也使当时的各级领导干部对金融工作有了更为正确的认知，为此后的改革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第二次会议的重点可以概括为“整固”，总体延续了第一次改革的方向，以强化金融监管、继续压降不良为主，重点推动国有商业银行建立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确定农信社改革方向，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积累了经验、树立了信心。第三次会议的重点可以概括为“补白”，在前两次会议的改革安排中，更多强调了城市金融改革，相对忽视了农村金融改革；更加注重了商业银行，相对忽视了政策性银行；更加注重了股票市场，相对忽视了债券市场。对于这些改革的“滞后”领域或“空白”方面，则是第三次会议重点推进的内容，改革更加注重“金融资源的均衡化”，也为下一步改革提供了指引、明确了方向。第四次会议的重点可以概括为“拓展”，在第四次会议中，围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功能两大主题，民营银行试点、沪港通试点等相继推出，利率管制全面放开，存款保险制度正式落地，改革步伐明显加快，使我国金融改革能够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继续拓展。第五次会议的重点可以概括为“重塑”，经过前几轮改革的积累，这次会议对金融的本质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从明确金融工作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大任务，到提出回归本源、优化结构、强化监管、市场导向四大原则，改革的主线更加清晰；无论是在重塑监管体系、优化金融结构，还是完善金融市场、推动金融开放等方面，改革的举措也更加系统全面，针对性、协同性、科学性更加凸显，我国金融业进入了稳发展、强监管、防风险的新阶段。我国正是在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后，成功应对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才能启动国有大型银行股改。正是基本完成了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改和农村金融改革，才又成功抵御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才有可能进一步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等改革。而只有市场化改革到达一定程度，才能够更加稳妥地扩大金融开放、促进金融创新。这种渐进式的改革方式，是我国金融事业发展能够行稳致远的重要保证。（三）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彰显金融为民价值追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党的宗旨，党领导下的金融工作必然具有鲜明的人民属性。我国的法定货币是人民币，中央银行是人民银行，也反映了我国金融业明确的价值取向。在历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有关部署中，都始终把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满足广大人民金融需求作为金融改革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强调要大力整顿和规范金融秩序，彻底取缔一切非法金融机构，严厉惩治金融犯罪和违法违规活动，根本上是为了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会议要求对无法救助的各类资不抵债的金融机构，坚决实行清盘关闭，由人民银行有条件地对地方适当借款，用于支付被关闭金融机构支付自然人的存款，人民的利益仍然被放在首位。在随后的几次会议中，先后提出加大金融服务“三农”力度、强化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推出完善存款保险制度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从本质上也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五次会议上强调指出，金融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化金融改革与创新，大力倡导发展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农村金融，进一步明确了我国金融改革发展的根本方向和目标追求，谱写了“以人民为中心”的金融事业发展新篇章。历史的实践充分证明，只有扎根于人民，坚定不移践行金融为民理念，坚持人民至上，增强金融人民性，党的金融事业才能根深叶茂、基业长青。（四）始终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适应市场经济客观规律自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以来，我国的金融改革发展始终坚持市场化的取向。在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中，“市场化”始终是主导改革方向的“关键词”。第一次会议明确提出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商业化步伐”，会后取消了对国有商业银行贷款限额的控制，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金融市场化改革正式起步。在第二次会议上，重点强调“必须把银行办成现代金融企业”。此后，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先后完成股份制改革，挂牌上市，金融改革的市场化进程取得重要突破。第三次会议提出继续深化国有银行改革，加快建设现代银行制度，按照分类指导、“一行一策”的原则，推进政策性银行改革等。2007年12月，汇金公司注资国开行，国开行推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商业化运作。在第四次会议上，将“坚持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改革导向”作为做好金融工作必须把握的五项原则之一，强调要坚定不移地深化金融市场化改革与对外开放，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微观金融活动的干预，激发各类金融市场主体的活力，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会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和利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弹性显著增强，存款利率浮动上限全面放开，市场化改革的成效更加凸显。第五次会议，进一步明确金融改革和发展要始终坚持市场导向的原则，强调要充分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对历年来系列金融改革举措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尽管很多改革分属不同领域，但种种改革举措均指向市场化方向。坚持市场化和商业化改革路径，成为中国金融改革的基本原则。（五）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原则，一切从实际需要出发认真对比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背景和成果，就会发现我国的金融改革发展始终立足国情实际，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最紧迫，就首先解决什么问题，体现了非常明显的问题导向，也使得会议的成效更加具体和务实。比如，第一次会议中，针对地方政府对金融过度干预的问题，推动完成了人民银行的机构改革，成立了大区分行；针对高企的不良贷款率，会议决定通过定向发行特别国债，为国有商业银行充实资本金，并设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接收从国家商业银行剥离出来的不良贷款。第二次会议中，针对金融开放带来的现代金融发展的压力问题，重点强调了要把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造成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现代金融企业，推动组建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主导中国银行业的重组上市。第三次会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外汇占款大幅增长带来的流动性过剩问题，以及金融发展城乡不均衡的问题，会后设立了中投公司专业负责外汇储备的投资管理，有效解决外汇占款问题；同时加快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取得了重要成果。第四次会议则吸取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突出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坚决抑制社会资本脱实向虚、“以钱炒钱”，把防范化解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生命线。第五次会议则重点针对分业监管的漏洞，对金融监管格局进行了重塑，成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合并银、保监会，及时出台“资管新规”，“影子银行”得到了有序拆解，有效压降了金融体系的杠杆率。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时刻都在发生变化，金融创新发展的同时也会导致监管不足、存在风险漏洞，在改革发展进程中，难免遇到各种各样的新情况、新问题。只有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原则，根据实际情况，及时校准改革思路，调整应对之策，才能确保金融事业不断进步、取得新的胜利。（六）始终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进服务实体和风险防范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虽然在主要内容上有所不同、在改革重点上各有侧重，但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始终是贯穿其中的两大任务。一方面，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也是金融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做好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是金融安全的前提，是国家安全的保障。两者相伴相生、辩证统一。处理好服务实体和防范风险的关系，是我国金融健康稳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长期以来在金融改革实践中形成的基本经验和重要方法。第一次会议提出，“力争用3年左右时间大体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调控监管体系”，说明金融发展必须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也体现了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同时，提出要“增强防范和抗御金融风险能力，为进一步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条件”。在第二次会议中，既强调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保持金融稳定， 是顺利推进金融改革和发展的基础，是贯彻执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必要条件，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保证；也大力推动国有银行改组上市、推进农信社改革，其目的也是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第三次会议强调，要“正确处理金融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坚持把金融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经济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保持金融稳定安全运行中推进金融改革发展。第四次会议更是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功能作为会议所特别关注的两大主题，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思路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是相辅相成的。第五次会议提出金融发展的四项原则，第一条就是金融要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要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第三条则强调要强化监管，提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而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则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金融是经济的血脉，金融业直接关系国民经济全局，涉及各行各业和老百姓切身利益。同时，金融业又是高风险行业，金融风险突发性强、波及面广、危害性大，金融与风险始终相伴。因此，如何处理服务实体经济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关系，始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需要在工作实践中不断探索完善。 做好新形势下金融工作的实践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鉴照现实。下一步，我们将认真总结分析我国的金融改革发展实践经验，持续深化党对金融工作领导的规律性认识，并将其转化应用至履职实践，更加自觉地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高效落实，持续做好“六稳”“六保”、改进金融服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等各项工作，扎实推进全年工作任务高质量完成。（一）坚持党的领导，做到“两个维护”始终牢记人民银行首先是政治机关，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决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扎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把党的领导贯穿于履职全过程，把“两个维护”体现到工作各方面。以建设“忠、专、实”的干部队伍为目标，持续推进理论学习和理论武装，扎实开展“四史”教育，用革命建设先辈的坚定理想信念鼓舞每个党员干部积极投身央行事业，用红色金融光荣传统凝聚金融力量。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金融工作主要是中央事权，主动加强与地方政府沟通联系，认真履行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职能，统筹推进两个机制协调配合，更好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维护地方金融稳定，促进中央和地方、经济和金融的良性互动。（二）坚持稳中求进，做好各项试点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稳妥有序推进科创金融、数字人民币、本外币合一银行结算账户等试点工作，围绕陕西自贸区建设深化跨境金融创新试点应用，充分发挥改革试点的牵引带动作用，力争积累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同时，充分发挥区位、资源、政策优势，积极开展首创性、差别化金融改革创新，争取更多金融改革试点在辖区落地，实现改革创新与资源禀赋的有机结合，更好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三）坚持金融为民，为群众办实事金融事关人民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思考金融问题、制定金融政策、办理金融业务时，始终站在群众的立场，切实在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方面勇担当、善作为。充分了解服务监管对象的诉求和需求，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扎实开展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做好支付助老、国债服务、征信查询、整治拒收现金、打击洗钱宣传等日常服务，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全面做好第十四届全运会的金融服务保障，持续提升金融服务便民水平，严厉打击损害群众利益的违规违法活动，坚决维护金融消费权益，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四）坚持市场导向，优化资源配置通过推进金融机构解放思想、调整结构、优化流程等，加快建立起契合地区产业创新、消费升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聚焦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落实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价方案，发挥好金融在支持绿色发展中的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市场定价功能，结合区域实际，提升绿色金融工作质效。进一步挖掘区域金融市场潜能，有效盘活金融存量资源，促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积极开展商业银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能力提升工程，持续引导信贷资源投向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领域。扎实开展县域金融提质增效工程，落实好金融支持新型农村经营主体发展的意见，构建完善乡村振兴金融支持体系，带动更多的金融资源向县域倾斜，全面助力乡村振兴。（五）坚持问题导向，强化调查研究牢固树立问题意识，通过准确发现问题、科学分析问题、有效解决问题，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坚持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聚焦“十四五”规划、构建新发展格局、创新驱动发展、金融业改革开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建设等，准确把握政策方向和发展趋势，积极破解区域高质量发展中的各类难题。强化研究立行理念，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把调查研究贯穿履职全过程，吃透把准政策要求，全面掌握落实情况，跟踪评估落实效果，深入分析问题症结，精准制定应对措施。（六）坚持系统观念，做到统筹兼顾抓住主要矛盾，着重把握好创新发展和安全稳定之间的关系，坚持做到统筹兼顾、全面考量、协同推进。一方面，始终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摸清辖区融资状况，不断完善区域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保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适度增长；另一方面，提高风险防控前瞻性和敏感性，进一步做深做细做实金融风险监测评估工作，对辖区金融风险实施精准画像，建立健全预警监测、风险化解、应对处置机制，推动金融信息互通共享，充分发挥存款保险制度作用，持续推进高风险机构化解，着力构建风险防范化解长效机制，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来源：金融时报
请输入链接描述作者：何德旭（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金融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就金融改革、金融开放、金融发展、金融安全等问题发表重要讲话，对做好金融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发展的重要论述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做好新时代金融工作、推动中国金融高质量发展、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新境界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提供了根本遵循。 把握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宗旨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财富之源。我国在经济发展上创造了世界奇迹，制造业规模居全球首位，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世界第一，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我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两者共生共荣。振兴实体经济，必须处理好实体经济和金融的关系，要吸取一些西方国家经济“脱实向虚”的教训，不断壮大实体经济。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要求金融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 企业是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的政策基点要放在企业特别是实体经济企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更加注意尊重市场规律、坚持精准支持，选择那些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主业相对集中于实体经济、技术先进、产品有市场、暂时遇到困难的民营企业重点支持。”在推动实体经济企业发展的实践中，改进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小微企业联系千家万户，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针对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突出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积极发展普惠金融，大力支持小微企业、“三农”和精准脱贫等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着力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近年来，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在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上取得了显著成效。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创设了直达实体经济的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实现了对实体经济的精准支持。立足新发展阶段，我国金融系统要持续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为小微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推动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需在建设普惠金融体系上切实发力。普惠金融是指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发展普惠金融，目的就是要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满意度，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特别是要让农民、小微企业、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及时获取价格合理、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当前，普惠金融服务尚不均衡，普惠金融体系有待进一步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体系有待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加强，商业可持续性也有待提升。立足新发展阶段，需通过推动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拓宽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显著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尤其是服务小微企业的能力和水平。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建设普惠金融体系”要求，深化普惠金融理论研究，提高全社会对普惠金融的理解与认识水平，更好推动普惠金融发展；要构建和完善普惠金融法律法规体系，明确政府部门、金融管理部门、金融机构、社会各界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具体职责，出台相关的财税支持政策和监管措施；要大力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完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开展数字金融产品、经营模式和业务流程创新，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提高金融服务效率，特别是要注重弥合“数字鸿沟”，切实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要加强普惠金融监管，有效防范数字普惠金融风险。 实现绿色发展是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要加大对绿色发展的金融支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发展绿色金融，要求完善绿色低碳政策和市场体系，完善能源“双控”制度，完善有利于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价格、金融、土地、政府采购等政策，加快推进碳排放权交易。绿色金融作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是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务，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一环。近年来，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发展时间尚短，仍处于探索阶段，还需要进一步理顺绿色金融发展过程中政府与市场、供给与需求、政策性与商业性、激励与约束等方面的关系。对此，一是要做好绿色金融顶层设计，加大金融支持绿色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绿色转型的力度，要站在服务国家发展战略，服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体经济发展的大局，进行系统谋划。二是要完善绿色金融政策支持体系，健全绿色金融政策法规，明确绿色金融范畴、基本原则、发展目标和要求、保障措施等，完善相关标准和激励约束机制，促进绿色金融市场健康规范发展。三是要健全绿色金融产品与市场体系，鼓励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等相关产品创新，引导更多资金投向绿色低碳产业、生态建设、污染治理等领域。四是要完善绿色金融配套服务与管理机制，完善环境信息披露法律法规和管理办法，促进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 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度重视金融工作和金融安全，推动金融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金融成为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和稳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必须充分认识金融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切实把维护金融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扎扎实实把金融工作做好”。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金融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金融改革发展取得新的重大成就，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金融服务普惠性增强，金融改革有序推进，金融体系不断完善，金融监管得到改进，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的能力增强。 前一阶段，我们有效处置了影子银行风险、互联网金融风险。同时也要看到，我国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体系尚不完善，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能力有待提高，我国金融业的市场结构、经营理念、创新能力、服务水平还不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诸多矛盾和问题仍然突出，新的风险仍在发生，“黑天鹅”“灰犀牛”事件不断。有的是长期累积的结果，前期风险仍要消化；有的是源于监管能力和制度缺陷，金融监管能力和水平不适应新的要求；有的是由于借债人野蛮行为，一些大企业盲目冲动，非理性多元化扩张，过度依赖金融杠杆，产业资本过度进入金融行业。下一阶段，要抓住完善金融服务、防范金融风险这个重点，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筑牢金融安全网，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继续按照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基本方针，抓好风险处置工作。 要坚持底线思维，坚持问题导向，深刻认识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存在的金融风险点，我们一定要胸中有数，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未雨绸缪，密切监测，准确预判，有效防范”“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维护金融安全，要在全面做好金融工作基础上，着力深化金融改革，加强金融监管，科学防范风险，强化安全能力建设，不断提高金融业竞争能力、抗风险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 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防范化解风险。我们要的发展是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长期来看，发展和安全是辩证统一的，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就是最大的安全。从宏观层面上看，需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强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作用，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注重在稳增长的基础上防风险。具体到金融领域，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需统筹好金融发展和金融安全。既要防止过度追求金融自身发展而侵蚀金融安全基础，又要防止过度追求金融安全而形成对金融发展的抑制，削弱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一方面，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是防范化解风险的基础，需通过优化结构、扩大服务覆盖面、提高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来夯实金融安全的根基；另一方面，有效维护金融安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也能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供良好、稳定的发展环境。 对此，要进一步优化金融业的市场结构，用好金融这个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夯实有利于金融安全的市场结构基础；要加快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金融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国产化，健全风险监测预警和早期干预机制，加强金融基础设施的统筹监管和互联互通，推进金融业综合统计和监管信息共享；要以强化金融监管为重点，加快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加强功能监管，更加重视行为监管，确保风险防控耳聪目明，形成金融发展和监管强大合力，补齐监管短板，避免监管空白；要加强制度建设，完善金融从业人员、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运行、金融治理、金融监管、金融调控的制度体系，规范金融运行。 增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动力 改革是我国金融业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是解决我国金融发展问题的重要手段，是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随着金融改革不断深化，金融体系、金融市场、金融监管和调控体系日益完善，金融机构实力大大增强，我国已成为重要的世界金融大国。继续做好金融工作、推动金融业健康发展，需持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进入新发展阶段，继续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问题，统筹兼顾、系统安排。不仅要瞄准系统薄弱环节精准发力，而且要深入研究相关要素的关联性和各项举措的耦合性，使各项改革举措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实施成效上相得益彰。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推进金融改革发展，强调“坚定深化金融改革”，要求在优化金融机构体系、完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加强金融监管协调、健全风险监测预警和早期干预机制等方面下功夫。 在推动金融工作的方向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强化金融服务功能，找准金融服务重点，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为本；要深化对金融本质和规律的认识，立足中国实际，走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需要看到，我国金融业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金融监管架构、金融风险防范机制、金融改革与开放格局等。更好发展金融业需要学习借鉴国外有益经验，但不能照抄照搬他国模式，必须立足国情，从我国实际出发，准确把握我国金融发展特点和规律，走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在做好金融工作要把握好的重要原则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第一，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第二，优化结构，完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体系；第三，强化监管，提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能力；第四，市场导向，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四项重要原则，既是对我国金融发展经验教训的系统总结提炼，也是对未来我国金融发展的具体要求，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在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优化融资结构和金融机构体系、市场体系、产品体系，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要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端正发展理念，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开发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金融产品；要建设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完善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要围绕建设现代化经济的产业体系、市场体系、区域发展体系、绿色发展体系等提供精准金融服务，构建风险投资、银行信贷、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全方位、多层次金融支持服务体系；要更加注意尊重市场规律、坚持精准支持，选择那些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主业相对集中于实体经济、技术先进、产品有市场、暂时遇到困难的民营企业重点支持；等等。 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创新和完善金融调控，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推进构建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加快转变金融发展方式，健全金融法治，保障国家金融安全，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这揭示了金融基本运行逻辑。这三项任务紧密联系、相互作用，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和宗旨，也是防控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防控金融风险是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用的前提，也是深化金融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深化金融改革，扩大金融开放，创新和完善金融调控，强化金融监管，实现金融资源优化配置，可以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促进金融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 坚持和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 经济工作是党的中心工作。做好新形势下金融工作，要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确保金融改革发展正确方向，确保国家金融安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既是中国金融发展的特色，也是中国金融发展的优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加强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对深化金融改革作出全面部署，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严厉惩治金融领域腐败，有效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我国金融业发展取得新的成效。党领导金融工作的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不断健全，党领导金融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不断加强，为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协调各方面力量共同做好金融工作提供了重要保证，对推动金融改革与发展、促进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保障金融稳定与安全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面向未来，只有加强党的领导，才能确保我国金融改革发展始终坚持正确前进方向，才能强化全局观念、系统思维、前瞻意识，主动消除风险隐患，及时防控金融风险，以金融资源的高效合理配置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我国金融工作仍将面临诸多挑战。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实力，要充分发挥金融的重要作用，必须始终坚持和加强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一是要提高党领导金融工作的能力。要加强学习和调查研究，创造性贯彻落实党中央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水平，要提高党把握金融改革发展正确方向的能力、谋划金融发展大局的能力、制定金融政策的能力、推进金融改革的能力。二是要加强金融系统党的建设。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建好金融系统领导班子，强化对关键岗位、重要人员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加强党性教育，加强纪律教育，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三是要不断完善党领导金融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制度化建设，完善定期研究金融发展战略、分析金融形势、决定金融方针政策的工作机制，提高金融决策科学化水平。 深刻揭示我国金融发展的特点和规律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发展的重要论述，扎根于中国金融发展的实践，基于新时代发展需求和经济社会关切，聚焦金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聚焦内外部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和经济金融运行面临的风险挑战，全面总结了我国金融发展的成功经验，系统回答了新时代我国金融发展的根本保证、指导原则、路径选择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深刻总结了我国金融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破解金融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弥补现存短板和不足、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提供了战略指引和行动指南。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发展的重要论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刻揭示了新时代中国金融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全面、客观地分析了我国金融发展面临的形势，系统、深入地阐述了金融的本质和特征、地位和作用、目标和任务、方针和原则，深化了对金融本质、特点、规律的认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金融理论，为推动金融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理论，为推动金融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支撑。“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这一重要论断，是对金融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重要性的更加深刻的认识。“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等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经济与金融共生共荣的辩证关系。这些重要论述都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交织叠加，世界经济复苏艰难曲折，世界各国金融发展面临着许多相似的难题。例如，如何妥善处理好经济与金融的关系，如何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如何最大限度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如何统筹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等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发展的重要论述，明确了中国金融发展的目标和方向，也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破解金融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来源：澎湃★★★★★我们应该对中国2021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有一个比较客观、准确的认识。2021年中国GDP增速8.1%。如何看待这一经济增速？不难推断，如果扣除基数效应，2021年的经济是运行在低于2019年6%的水平的。在假定不发生疫情、2020年正常增长的情况下，2021年GDP的增速恐怕就要低于5%。所以，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速是低于“潜在经济增速”的。虽然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到底有多少我不知道，而且我也不相信任何人知道，但从产能利用、物价和就业水平等方面来看，可以认为多年来中国经济是低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是处于低通胀甚至是通货收缩状态的。没有通货膨胀，甚至出现通货收缩，这说明，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实际上是可以进一步提高的。永远不要忘记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这一至理名言。没有发展，什么都谈不上。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也完全可以说，“增长是硬道理”。增长不是一切，但没有增长就没有一切。我们当然应重视“增长的质量”，但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脱离增长就谈不上高质量。在现实中，如果经济低迷，则结构改革、技术创新和共同富裕等工作的推进就都会变得十分困难。经济学界在讨论是否应该争取获得一个较高的增速时存在着许多重要的方法论错误。我想简单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例如，有观点认为，中国面临很多结构性问题，较高的增速不现实。什么是结构性问题？没有明确定义。我们习惯上把宏观经济之外的所有问题统称“结构性”问题。可以说，“‘结构’是个筐，所有东西都可以往里装”。宏观经济之外的所有的问题，都被同一个词装进去了。“结构性”问题的单子可以开得非常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问题在于，许多人用结构性因素笼而统之的来解释我们某个具体年度，甚至具体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用这样或那样的“结构性”因素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必然是7%、6%、或5%。这种以抽象的原因直接推导具体结果的思路在逻辑上是完全错误的。“结构性”因素可以用来解释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但不能用来解释年度和季度经济增速的差别。中国2010年第一季度是12.2%，从那时开始就在下降，几乎是每个季度都要下降。如果从12%降到10%这是结构性原因造成的，我们可以接受；那么，从10%降到9%呢？从9%降到8%呢？从8%降到7%呢？从7%降到6%呢？现在又向着5%的方向下降了，是不是还要用同样的结构性因素来解释呢？为什么就不能用某种宏观经济政策来解释呢？关于这个问题，我有四点评论。第一点，所谓结构性因素一般来讲是慢变量，是在几十年的时间内，以集腋成裘的方式影响经济增长速度。而对于每年、每季度GDP增速，这些因素的影响是极其微小的。尽管其在几十年中的累积的影响可能很大，但一般而言，在每年、每季度中是很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的。第二点，“结构性”因素数量庞大，同时影响经济增长。总的来讲，在给定的时期内，单个所谓“结构性”因素对GDP增长的影响是微小的。第三点，结构性因素是可以互相抵消的。比如人口老龄化，但其他因素，例如技术进步也在发挥作用。由人口老龄化推导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一定会低于6%或5%是没有道理的。第四点，宏观经济讨论的是短期问题，考虑的时间长度是年度、季度甚至月度。在分析宏观经济形势和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是要假定“结构性”因素给定的。做短期分析的时候，首先要考虑消费、投资、净出口等具体因素。例如，消费增速减少了，为什么减少？同什么因素有关？这样倒推回去，可能会涉及一系列长期、结构性因素。找出这些因素，有助于判定消费变化的趋势和运用宏观经济政策与其他政策影响消费的可能性。关于刺激消费的问题。2020年初很多学者认为，可以通过发放政府补贴提振居民消费。经济理论告诉我们，消费受现实收入以及收入预期的影响。如果我们不能够首先提高经济增速、使居民的收入增加，并使居民改变增长预期，实现消费增长就会比较困难。最近中央提出“稳增长”非常及时。在目前的语境下，“稳增长”应该是遏制经济增速的进一步下跌。我特别赞成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哲学：我也搞不清楚结果会是什么（当然大方向是清楚的），反正咱们先试试看。这种开放式思维方式是很成功的。事实是：有些决策者可能不懂经济学，但他们管经济比懂经济学的人管得好。尽管中国过去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依然维持了40年10%左右的经济增长。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经济发展规律了解得非常少，必须抱着非常谦卑、随时准备纠正错误的态度来制定和执行经济政策。经济增长目标的确定应该建立在经验-试错的基础之上。如果执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导致通货膨胀失控、金融脆弱性严重恶化，就需要降低经济增速目标。如果通货膨胀并没有失控，金融脆弱性并没有那么严重，就应该采取更具有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争取实现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速。我的核心观点是，中国经济增速从2010年开始基本上是逐季下降，2019年已经跌到6%。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下去了。总之，只要不存在通货膨胀失控的危险，只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我们就应该把经济增速定的尽可能高一些。增速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个地缘政治问题。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上升，我们在下降，增速差距正在缩小；印度的增速已经连续两年超过中国。对这样的问题我们不能无视。中国政府还是应该为2022年经济增长确定目标。当然，这个目标是引导性的，不是指令性的。必须有个目标，没有增长目标就难以制定具体政策。实际上，每个部门、各级政府都有一个隐含的目标，只不过没明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公开设定目标？没有统一和明确的增长目标，各个政府部门和各级政府就难以协调行动。在确定目标之后，我们用试错的方法尝试去达成目标。如果目标确实无法实现，我们再退回来也不晚。维持一定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是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重要手段。应该可以根据历史数据和经验制定明确的增长目标，中国消费、投资、出口所需要实现的增速。宏观经济变量中的大部分是内生的，只能根据一定假设去预测它们的增长速度。但是，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基本上是可以由政府控制的。因而，可以根据不同的有关消费、投资（扣除基础设施投资）、出口增速的假设，计算出为了实现给定的经济增速目标，基础设施投资应该保持的增速。2021年中国基础设施同比增速仅为0.4%，而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基础设施投资一般保持在20%左右，也远低于新冠疫情前3.8%的年增速，甚至不及2020年0.9%的增长。基础设施投资顺周期下行，又如何不能拖累GDP增速呢？在经济持续下行、预期不振的情况下，推动经济增长只能主要依赖基础设施投资，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增速的提高创造“挤入”效应，带动制造业投资，并通过对经济增长的刺激带动消费需求的增长。基建投资没有收益的说法也是片面的。在正视既有问题、提高投资效益的同时，必须看到，基于基础设施的功能与性质，基础设施投资的成与败不应完全或主要以商业回报来衡量。房地产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着特殊重要的作用。中国房地产投资在GDP中的占比是全世界大国中最高的国家，中国房价的增速是全球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房地产的主要问题是资源配置问题，且难于判断房地产是否有全局性的严重泡沫。本轮房地产调控确实存在时机选择、一刀切等问题，应该调整，但也要避免突然改变方向，造成市场的震荡。2022年中国应该执行更具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要加强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在经济过热时期，货币政策可以有效发挥作用。在经济下行期间，由于“流动性陷阱”之类问题，尽管中央银行可以且应该通过降息等方式缓解企业和居民财务困难，刺激经济增长，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会受到极大制约。即便增加信贷、降低利息率，企业和居民的贷款需求可能也不会有很大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可以通过支持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方式发挥作用。如果大幅度增发国债，国债利息率必然上升，并进而导致金融体制中各类利息率不同程度的上行。这时，降息等扩张性货币政策措施就可以降低国债发行成本，支持扩张性财政政策作用。如果国债市场对国债需求不旺，中央银行完全可进场（二级市场）购买国债，活跃国债市场、降低国债成本。在这方面中国有足够的政策空间。毋庸赘言，宏观经济政策的成败，不仅在于设计，而且在于执行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度环境、政治生态。【余永定：长安街读书会主讲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